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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李自成进城的前三天，礼部侍郎王孙蕙还曾涕泪横流地向崇祯帝保证，一旦明朝灭亡，他一定自杀殉国。大顺军进城的那天，王孙蕙准备自杀，他的家眷开始嚎哭。于是王孙蕙取出竹竿，挑出一幅黄布，上面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挂于门外。等到李自成进京时，王孙蕙又与其他三人在城门口迎接新君，但他们表示归顺的话淹没在得得的马蹄声中。王孙蕙后来任监察之职，不久就乘李自成派他离京办事之机，逃往南方。王孙蕙因为有李自成的大顺文牒，所以安全地通过各道关卡。等到离开了李自成的势力范围，他烧了大顺文牒，扮成乞丐，继续南行，但却意外地被土匪抓住杀了。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也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1645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此事为清初的南北党争，后面的篇章中还会详细提及）。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鼎孳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竟然将李自成比为唐太宗李世民，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但他的话所描绘的景象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龚鼎孳的事迹在后面几篇中还会有论述。
当初不接让崇祯进门的成国公朱纯臣，居然带领百官入贺，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文中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等语。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实在令人发指。人性的弱点和悲哀，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这并非一时一事，而是有大的社会背景，积习已久，1644年不过是无情的暴露。
李自成进北京五天后，召集所有明朝的在职官员参加早朝，据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去留——或在大顺政权里任职，或返回家乡——但许多大臣们仍然担心，一旦他们拒绝接受大顺的官职就引来杀甚至。来到东华门外等候的人总共约三千名，大顺的官兵极不恭敬地将他们驱赶到承天门前的空地。等了好几个时辰后，已经是黄昏十分，李自成才走出大内。这次奇怪的录用终于开始了。
李自成的一名手下先大声点名，每叫到一个名字，那名官员便要应声作答，牛金星决定是否让他加入大顺政权。这次录用的方式跟聆听审判没有两样。几千人中只有九十二人被选出来作官，剩余的人则被监禁起来，等候大顺的惩治。
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什么好降呢？
明朝朱元璋发明了廷杖（就是在殿廷杖责大臣）。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堆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崇祯皇帝则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下令用刑，几乎将大臣打死。
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的先例，因而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
但李自成本人却流露出这些降臣的鄙视和厌恶，他看到东华门外愿意投顺的明朝官员数目庞大，便对手下说：“此辈无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钱邦芑《甲申纪变录》）
大顺的普通士兵也极为蔑视这些降官，在街上看到他们，便策马冲撞，见其惊恐奔逃，则大加嘲笑。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崇祯与李自成的纠缠（19）
也有一些人是被迫加入大顺政权的，最突出的例子是陈名夏。陈名夏是复社名士，他在1643年会试中名列四百名进士之首，又是殿试第三名，即通常所称的探花。陈名夏时任翰林学士兼兵科给事中，北京城破前十天，陈名夏曾面见崇祯帝，建议召集山东义勇救援京师。京城陷落之日，陈名夏上吊自杀，但被家人解下救活。牛金星下令征明朝官员入宫后，陈名夏藏到了一间教堂里，没有应召。不久，因被人检举，陈名夏被大顺军抓获。恰好负责审理陈名夏的是一位姓王的山西秀才，他游历江南时曾受到陈家（陈名夏是南方人）的款待。王秀才力劝陈名夏加入大顺政权。陈名夏坚决拒绝了，但逃跑不成后，终于还是答应让王秀才将自己推荐给牛金星。因为陈名夏的名气，牛金星自然应允。于是陈名夏又重新回到了翰林院，不过翰林院已经被大顺军改名宏文馆。
有趣的是，当时作为旁观者的欧洲人认为，明朝大臣们易于变节是由于其中缺少贵族。帕拉福克斯在论述高级官员背叛明朝投降李自成时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封国被缩小到无法产生贵族的程度，也就是说，那里没有能继承其祖先的崇高品格，并从其爵位中获得与生俱来的忠诚的人。有些东西无论人们怎样学习，都永远无法学到。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必须从其祖先的地位和美德中继承这些东西，因为除此之外，所有后天学到的责任感，最终很难成为人们的本能，并总是极无保证的。”（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
李自成也注意选拔自己的人才，他同时在顺天和大同府举行秀才考试，又在京师举行举人考试，题目是“天下归仁焉”。七十人参加了这次乡试，五十人中为举人。后来任命的五十八名州县官中有许多即是此次中举的。顺便提一句，这五十八名地方官有许多实际上从未离开过北京，而在离京赴任者中又有相当一部分人设法逃跑了。（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
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庞大的军队发军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正好这时一些明朝的旧臣们上表劝李自成登基。李自成相信他已获得了百姓的拥戴，但又认为天命不会归于弑君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李自成将自己摆在了弑君者的位置）。所以，李自成开始极力将崇祯帝之死归罪于那些劝其登基的明朝大臣身上。他更因此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追赃助饷，将劝他登基的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拘禁起来，交付大将刘宗敏拷打，要求赎金。崇祯皇帝的小金库、宗室、勋戚和太监的家产也都被没收。
崇祯自尽前命人将太子朱慈烺送出宫，朱慈烺到周奎（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太子的外公）家，却遭遇了跟他父亲一样的命运，周奎闭门不纳。随行朱慈烺的太监见势不好，反而将朱慈烺绑了，献给了李自成。他的两个弟弟朱慈炯和朱慈炤也先后被人献给了李自成。李自成再次回想起崇祯的尸体，他的心重新充满了负疚感。出于内疚，他没有杀崇祯的三个儿子，只下令囚禁三人。
李自成还询问太子朱慈烺，朱家何以丧失天下。朱慈烺答道：“以用贼臣周延儒故尔。”李自成很高兴地说：“原来你也明白。”李自成还明白地说他不会杀太子，因为明朝灭亡并非太子之过，而是他父亲的那帮大臣的过错，“文武百官最无情义”。李自成对崇祯皇帝之死感到负疚，而明朝的官员们就成了替罪羊。
北京聚集着明朝廷大批中央机构的官员，从三月下旬开始，未被大顺政权选用的官员都被拘禁，发往各营追赃助饷，“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皇亲周奎也未能幸免于难。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二万，珍币也值数十万，王之心家抄出现银十五万，金宝器玩，亦值数十万。几乎所有的降臣都倾家荡产，许多人因为被拷打而丧命。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极大地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追赃助饷实施后不久，李自成也发现部下将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且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已经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于是下令停止，被扣押的官僚无论完赃与否一律释放。但李自成的手下对取得的成果很是满意，当他们释放了前明官员后，又将目光投向了北京城中富裕的商人们。
不久，大顺朝的士兵就开始在大白天抢劫店铺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崇祯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好日子并不长，1644年四月，原明朝三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大败李自成亲率的农民军，李自成撤回北京。4月29日，经过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建国大顺，次日退出北京。事实上，李自成的屁股只在紫禁城皇帝的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真正意思上的皇帝。退出北京前，李自成放火烧毁了宫殿和九门城楼。
1644年五月初，清军占领北京。
李自成撤出北京后，经山西退回西安。清军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冬分兵两路进攻西安，次年二月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遭到当地团练的武装袭击，混乱中被杀，年三十九岁。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死于凤凰山。
李自成、张献忠死后，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分为两路，一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东地区；另一路由李过、高一功领导，活动在洞庭湖以西地区。张献忠的大西农民军在张献忠义子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下转入川贵。清军集中兵力，李过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