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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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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因为他知道,官场批答公事,许多建议会被驳回。一、三、四条实现难度较大,这几条如被驳,“留学”建议或许得以幸存。“我把想要达到的目标放在第二,也是有意让它不显得过于偏重。”  丁日昌当然是有“奏事权”的,但他还是把条陈呈递给大臣文祥,请这位开明的大学士代奏,以确保这些改革建议不至于遭受阻碍。文祥正权重一时,丁日昌的缜密的安排使容闳充满信心,他的留学计划志在必得!  然而两个月后,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文祥“丁忧”了。  “丁忧”,就是父母逝世,当官的儿子按制度要退职回乡,服丧三年,不得过问政事。文祥因“丁忧”而停止工作。仅仅三个月后,他本人又去世了。  人们很难想象,这位大臣的去世,对容闳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听到这个消息,我心灰意冷,那种龙腾湖海的豪迈之气荡然无存,”容闳在自传中写道,“厄运接踵而来,仿佛苍天不厌其酷。……藏在胸中已经十多年的计划,一直没有机会实现;这一次萌芽刚刚露头,又遭遇严霜。”希望几乎灭绝。  从“蒲安臣使团”出国的1868年,到1870年,整整三年,苦闷的容闳心有不甘,仍一次次向丁日昌进言,希望丁日昌常向曾国藩提及教育计划,以免日久淡忘。他没有想到,他的“大计划”,竟然因为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而出现了转机。  “天津教案”有如三十年后1900年“义和团事变”的一次预演。在外国势力日渐渗入中国的大背景下,民众的仇外心理像遇到火星就会爆燃的干柴。1870年春,当“传教士挖中国弃婴的眼睛制药”的谣言四处散播的时候,暴动发生,无知的民众残杀了法国天主教徒,焚毁了教堂和医院。曾国藩和丁日昌等被朝廷紧急派往天津,处理中法危机。容闳也被招到天津,为丁日昌当翻译。  “天津教案”即将处理完毕时,容闳请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言,重提教育计划。曾国藩对此事并不陌生,三年前丁日昌曾经向他提及。“天津教案”,更使“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紧迫。容闳“大计划”的提出,碰上了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  在自传中,容闳记载了他一生中那个最重要的时刻:    那天晚上,丁巡抚回来很晚,我已经睡了。他走进我的屋子,把我喊醒。他说,派学生出洋留学的事,曾公已经同意,他将和其它大臣联衔入奏,请政府采纳实行你所拟的条陈。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不能入睡,整个夜晚,都像夜鹰睁着双眼,身体飘飘然,如同行走在云端……    从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到1870年,容闳用了十六年时间,等待,等待,再等待,从26岁,等到42岁。他的留学计划,终于可以向朝廷正式呈报了。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9节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1)

  派遣幼童到美国留学,是“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这两句话,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说的。因为“古今未有”,所以这一计划的决定,采取了极其郑重的方式:1871年8月5日,先由当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曾国藩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联名,向同治皇帝(实际上是向垂帘听政的慈禧、慈安两位皇太后)会奏;太后们批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复议;总理衙门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奏稿进行商议修订,9月5日,再将“议奏”呈太后,最后,在9月9日,获得批准办理的圣旨。  在一个多世纪后重读这份奏折,看看曾国藩和李鸿章为派遣“留美幼童”向朝廷陈述的理由,看看他们为幼童留美所拟订、修改的章程,让人不能不为他们的一片苦心充满感慨。    两江总督曾同北洋大臣李奏为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肆习技艺以培人才恭折仰祈圣鉴事……    这是向皇帝和太后呈奏的规定格式。开宗明义,请求选拔“聪颖子弟”到国外学习“技艺”。句中“泰西”是当时对西方各国的称呼,“肄习”,还有下文中的“肄业”,意为“学习”,与现代语言的“肄业”不同。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回顾了近年来和官员们多次会商派学生留洋的过程后说:    ……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今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评价外国的科学技术:他们在军事实力的背后,有包括地理、数学、天文、制造等多种知识;他们重视引入外国的先进技术,把学有所成的“游学”者请到学校,教授各门科学;他们把陆军和海军的建设看作“身心性命”……今天我们中国要仿效他们的成功之道,最紧迫的,是应当选拔聪颖子弟到海外留学,努力钻研,以实现皇上逐步自强的夙愿……  然而为什么要派人留学?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京师已设同文馆,请西人教学;上海也开设了广方言馆培养学童;似乎“无须远涉重洋”。曾国藩、李鸿章的回答是:    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久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我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之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为了“所以收久大之效”,直接到先进国家内部去追本求源,他们的规划是: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三十名,四年共一百二十名,分批搭船赴洋,在外国留学,十五年后,按年分批回国。“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上下,年方力强,正可及时报效。”    

李鸿章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10节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2)

  下面是曾国藩、李鸿章附录在奏折后的选派幼童赴美办理章程,共十二条:    商知美国公使照会大伯尔士顿,将中国派员每年选送幼童三十名,至彼中书院肄业原由,与之言明,其束修膏火一切均由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才拔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    “伯尔士顿”,是英文“总统”(President)的音译。清代,大量外国名词进入中国,音译五花八门,“总统”一词也常译为“伯理玺天德”。“束修”即学费,“膏火”是给学生的津贴。这一条说,将请美国公使报告总统,说明中国每年选送三十名幼童到美国中学学习的原由;学费和学生津贴都由中国自备,待学生学业长进时,量才选拔到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入大学的程序,按美国的规章办。    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劄饬在于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慧幼童十三四岁至二十岁为止,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司考试,如姿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司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糜费。    “甘结”,是幼童亲属与官家“甘愿”签定的“具结”,即保证书。一些幼童亲属的“甘结”流传下来,让我们看见当年的生活习俗。    选送幼童出洋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华三十名,由驻洋委员胪列个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    这一条显示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突破——留美幼童在出国前朝廷就赐予“生员”(即俗称秀才)的名分,回国后还有可能“分别奏赏顶带官阶差事”。这就给了年轻人在科举之外的另一条升迁的道路。当然规定十分严格,一旦成为留学幼童,便将终生服务朝廷。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右)和清政府邮传部副大臣梁如浩(左)的幼童时代,英气勃发。面对即将奔赴前往的新大陆,他们的目光和身姿,不正是“少年中国”的写照?


第一章 容闳的梦第11节 把这份奏折载入史册吧(3)

  以下各条,对幼童留美的具体事宜做了规定:  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赴洋学习幼童入学之初,读什么书,学什么专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每四个月检查一次,年终汇总报告。驻洋正副委员,每人每月薪水银四百五十两,翻译一人,每月薪水一百六十两。每年驻洋公费银共六百两。正副委员翻译教习来回路费,每人银七百五十两。幼童来回路费及衣物,每人银七百九十两。幼童驻洋学费津贴屋租衣服食用等项,每年计银四百两。每年驻洋委员将一年花费开单报告,“倘正款有余,仍涓滴归公”,如果费用不足,可报告要求补充。留美事务局每年的预算,为库平银六万两,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当时的币值,每四两银约合美金五元五角,所以驻洋委员的月薪等于六百十八美元,翻译的月薪二百二十美元;留学事务局每年预算为八万二千五百美元。    

请记住这四个字——“依议钦此”,此时它让容闳梦想成真。而十年后,同样的四个字,却让史无前例的“幼童留美”计划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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