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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容闳与陈兰彬、吴子登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中美关系恰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李鸿章原计划把留美幼童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但当若干幼童从美国的高中毕业，准备到大学读书时，美国政府却没有接受中国政府的请求。他们允许日本学生在军校学习，却未给中国幼童同样的权利。此事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 同时，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中国劳工和当地美国人及其它国家劳工的生存竞争，被政客利用，煽动起要求废除1868年的“蒲安臣条约”、限制华工入境的种族歧视运动，一些地区甚至发生反华暴动。只是由于美国东部政治家大多主张对华友好，留美幼童暂时置身“避风港”中，但留学事务局却因此命运莫测。 1880年12月17日（光绪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士彬呈递奏折，向驻美留学事务局射出了利箭。 “御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种官职，专司检举揭发。它是皇帝的工具，可以纠弹贪官污吏，也可以制造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官场政争。洋务运动中，李鸿章不知挨过多少御史的参劾。李士彬的奏折，严词指责福建船政局和出洋留学事务局。他指责福建船政局滥竽充数，大家虚糜。这位完全不懂工艺设计的御史，指责造船学生在学画画，不务正业。又指责出洋留学事务局：“出洋学生，原不准流为异教，闻近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忘’等语。”御史的奏章无须证据，听到传言就可以参劾。 据容闳回忆，吴子登到哈特福德后，对留学事务局的一切吹毛求疵，把种种诋毁幼童的传言传回国内。陈兰彬在一个奏折中也提到，1880年12月，吴子登到华盛顿向他告状，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 李士彬呈奏当日，奉上谕：有人奏，洋局废弛，请饬严加整顿一折，着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明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将该学生严加管束，如有私自入教者，即行撤回，仍妥定章程，免滋流弊。 皇帝严厉的圣旨刚刚下达，封疆大吏们还没来得及调查复奏，春节后，吴子登决定自带二、三十名幼童回国，被李鸿章复电制止。吴子登在上任后曾多次写信给李鸿章，“称局务流弊孔多，亟应裁撤”。但事到临头，他却担心裁撤人多，怕“有不愿回华者，中途逃脱，别生枝节”，所以准备撒手不管。 李鸿章心情矛盾。他明显感觉到出洋留学事务局大势已去——幼童未能进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使他的初衷大打折扣；美国西海岸排华使两国关系转入低潮；而他的洋务事业又急迫需要人才……。1881年2月20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给陈兰彬的电报说，吴子登恐怕难以久留，又没有人代替，“如真无功效，弗如及早撤局省费。”但几天后他接到美国各大学校长和前总统格兰特的两封来信，又对“裁撤”深深犹豫了。
格兰特和李鸿章
这是容闳为挽救留学事业作最后抗争的结果。当他感到吴子登威胁留学事务局生存时，立刻向推切尔牧师求助。推切尔牧师等人首先联络美国若干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联名致信清廷的总理衙门。出自耶鲁大学校长波特（Porter）手笔的这封信称： 贵国派遣的青年学生，自从来到美国，人人善用时间，研究学术，各门学科都有极佳的成绩。……他们的道德，也无不优美高尚。……他们不愧是大国国民的代表，足以为贵国增光。他们虽然年少，却都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关系祖国的荣誉，因此谨言慎行，过于成人。他们的良好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少数无知之人平时对中国人的偏见，正在逐渐消失。而美国国人对中国的感情，则日趋融洽。今天听说要召令学生回国，真是无比遗憾。对学生来说，目前正是最重要的时期。……他们像久受灌溉培养的树木，发芽滋长，就要开花结果，难道要摧残于一旦尽弃前功吗？ 这封信指出，各大学对中国学生毫无歧视，他们经常邀请留学事务局的监督到校参观，可是监督轻视其事，从不接受这种邀请，连代表也不曾派。各位校长严正否认“中国学生在学校学习，未得其益反受其损”的传言，认为这种传言使美国教育和美国的形象都蒙上恶名。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对两国政府当年有正式协议的留学计划，不加详细调查，没有正式照会，突然将学生从校中召回国内。这种举动，只能损害中国的国体。 推切尔牧师和他好友马克。吐温还决定到到纽约见前总统格兰特先生，请求他的帮助。 推切尔牧师的日记记载：“那天一早，我们到达纽约第五大街的旅馆，收到格兰特将军的礼貌接待。他对中国之希望及困难，滔滔不绝地发表不少真知灼见。时而问些问题，但多半由他发言。最后，他同意写信给李鸿章，请求保留留学事务局……”
第三章 归去来兮第30节 召回（2）
马克。吐温也曾描绘过那天的情景，虽然他的追忆和推切尔牧师的记录不尽相同。 过程很有趣。JOE（推切尔）整夜未合眼，准备见格兰特时的铿锵有力的措辞，无可辩驳的事实，并且将它们烂熟于心，所有的努力不过是要颤颤巍巍地请求格兰特在一份给中国总督大人李鸿章的一份请愿书上签上他的名字。结果是，推切尔 还没有正式开始他的宣讲，格兰特立刻表态，“我会给总督大人写一封信，单独写一封，给他施加一些更有力的证据；我很了解他，我的话对他会有分量的。我立刻就写。”转眼间，JOE（推切尔）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成了零。就好象他来向人借一美圆，在他还莫名其妙的时候，人家给了他1000美圆。 “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五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但李鸿章提到，吴子登曾在冬天来信，说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很快将期满，这些人可由驻美公使管理，其它人酌量撤回，留学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可裁撤。他称此“亦是办法”。希望陈兰彬和容闳商量决定。 1881年3月5日（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陈兰彬遵旨复奏，他强调了吴子登去年告状的内容，认为应将幼童全部召回。他提议“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 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肄业局的正委员）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日前复奏，已言裁撤，此局应由中堂奏明。顷接电示，知子登又有变计，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又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至于和容闳，他根本不愿再商量——陈兰彬也开始撒手。 3月29日（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李鸿章致函总署。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在闪烁其辞之后，李鸿章开始显露他真实的立场。他称： 正在踌躇间，适接美前总统格兰特及驻京公使安吉立来信，安使信内并抄寄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鸿章因思前此幼童出洋之时，钧署暨敝处曾函托美使镂斐迪照料，该国君臣喜中国奋发有为，遇事每能帮助；今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况十年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二十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二十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