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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以死去的生命为儿戏、做买卖的行径都会引起巨大的愤怒。鲁迅因此向我们每一个人,向我们民族,提出了一个不能、也不容回避的问题:你感到了、并且记得“死尸的沉重”吗?他说:“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47]可悲与可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恰恰是不知道“死尸的沉重”的;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早就说过:“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48]。现在恐怕连“饭后的谈资”也不以此为话题了。中国特色的遗忘术与恐惧术早就把人心麻木了。但还是鲁迅说得好:“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血不但不淹于墨写的谎言,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总是有人记得并且要说话的。
依然是鲁迅所说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49]。
1999年4月19日写毕于燕北园注释
[1]周作人:《三一八的死者》,载《语丝》4卷5期,1928年1月出版。
[2][3]周作人:《红楼内外》,载《子曰》4期,1948年10月出版。
[4][32]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8页,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
[5][13][19][29]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3卷,264、263页,263页,263页,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朱自清:《执政府大屠杀记》;《朱自清全集》4卷,182、186、18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7]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收《剪拂集》,84、85页。上海书店影印本,1983年12月版。
[8][44]见1926年《晨报》(北京)报道。
[9]见鲁迅保存的传单,署名“范奴冬女士”,原件藏鲁迅博物馆。
[10]参看1926年3月24日、25日《京报》报道:《京内外各界对惨案之愤慨》。
[11]《女师大教职员宣言》,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12]周作人:《关于三一八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
[14]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文集》730、7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5]见1926年3月25日《晨报》报道。
[16][20]《西南联大两外籍教员访问关麟徵》,收《一二一运动》485页,484页。
[17]飘萍:《警言司法界与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
[18]周作人:《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载1926年3月21日《京报副刊》。
[21]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载《现代评论》3卷2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22]参看《女师大刘和珍君女士被害记》、《女师大杨德群女士被害记》,载《女师大周刊》123期,1926年3月24日出版。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
[23]《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载1926年4月4日《京报》。
[24]王世杰:《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25][28]周作人:《洋铁水壶与通缉令》,载1926年4月7日《京报》副刊。
[26]《通缉令决定之经过》,见1926年3月20日《晨报》。
[27]见1926年3月20日《京报》报道。
[30]参看鲁迅:《大衍发微》;《鲁迅全集》3卷,575—581页。
[31]见1926年3月27日《京报》报道。
[33]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206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
[34]周作人:《恕府卫》,载1926年4月2日《京报》副刊。
[35]见1926年3月21日《晨报》报道。
[36]平:《三月十八日》,载《甲寅月刊》1卷34号,1926年3月20日出版。
[37]林学衡:《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载1926年3月20日《晨报》。
[38]西滢:《闲话》,载《现代评论》3卷68期,1926年3月27日出版。
[39]陈源等:《杨德群女士事件》,载《现代评论》3卷70期,1926年4月12日出版。
[40][45]鲁迅:《空谈》;《鲁迅全集》3卷279页,281页。
[41][43]周作人:《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载《语丝》72期,1926年3月29日出版;参看《对于大屠杀的感想》,载1926年3月20日《京报》副刊。
[42]渊泉:《群众领袖安在?》,载1926年3月22日《晨报》。
[46]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297页。
[47]鲁迅:《死地》;《鲁迅全集》3卷,267页。
[48][49]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3卷,376、377页。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作者希望我为本书写几句话。
我读完,放下书,就沉默了。
我感到惊心动魄,却无法理清我的思绪。
脑子里反复地轰响着一个声音:“暗暗的死”;“暗暗的死”;“暗暗的死”……
这是本书引述的鲁迅的话:“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
这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一个“暗暗的死”。而如作者所说:“他的悲剧意义早已逾越了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遭遇沉浮,他的悲剧其实已经预示了一大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未来的人生轨迹。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实味的遭遇可视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某种重要类型的起始点,回首既往的历史,我们会看到无数后来者在类似的境遇,不同的时期演出的一幕幕沉重的历史剧。”
但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依然是一个不明不白的死。而且似乎已经被人忘却了。——人们忙于世纪末的狂欢,有谁想到去“推测死者的心”,有谁听见死者亲属的哀哀的哭声,更有谁愿意正视与承担这死尸的沉重,思考这历史的沉重?!
我们即使无力(似乎也不允许)深入地思考这一切,至少也应该把“死”的来龙去脉、“死”的真相弄清楚,还一个“明白”,也算是对这“暗暗的死”,对这段历史有个交代。
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学者的历史责任感,走出了这第一步。这其间的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本书所揭示的大量事实,则足以使读者悚然而思。而且不同经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引发出不同的联想与思索——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我关注的是以下几个事实。
这是1927年的春天,王实味与中共北大党支部书记的一场激烈的争吵。在王实味看来,这是对他的私生活的粗暴干涉,是家长制的封建作风的表现,必要据理抗争;而支部书记则动员组织力量展开批判,并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人们不免要联想起1942年的那场运动。前后两次批判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历史的路是怎样走到后来这一步的:这都发人深省。
事件所暴露的王实味的个性:那暴烈的火性,讲话无遮无掩,不计后果地坚持己见,无所顾忌地顶撞上司……使人们有理由为他的命运担心。作者来信说,他之所以要我写几句话,是因为王实味也是北大的校友。那么,面对这位老学长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北大人将会有怎样的反应,这也是饶有兴味的。
当然,最让我震惊的,还是本书对批判王实味及所谓“五人反党集团”运动的组织与发动过程的详细披露。特别是作者引述的康生1943年8月在陕北公学训练班上的讲话的原始记录稿,所透露的“细密处见功夫”的机心与手段,确实让人大长见识。中国以后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包括1957年的“阳谋”,在这里都已见端倪。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这条线索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以“不为尊者讳”的史家态度与笔法,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批判王实味运动中的种种表现,所作的如实叙述,是特别让人感到沉重的。本世纪为什么一再出现鲁迅所说的“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上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的悲剧,这是人们不能不深长思之的。
生命的沉湖
本书所揭示的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还有很多。作者自有他的见解,也只是点到为止。进一步的思考留给了读者。作者自己也表示,他还要将他的思考写成专论。那么,本书只是一个开始,下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我们仍要感谢作者:他帮助我们“明白”了许多事情。——尽管直到五十七年以后的世纪末,才有了这点“明白”,似乎迟了些,但却来得不易:我们懂得这分量。
1999年12月25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一部分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
会上的发言作者比我大四岁,那么,我们就是同时代的人了:都是出生在30年代后期,主要成长在五六十年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