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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屁孩也有童年枯死的心
这个小女孩可真够顽皮的，两只虫子不理她，打完架走了，她就站起身，沿着花园里白色的瓷砖铺就的齐膝的池子，张开双臂奔跑起来。这道大圆圈儿大约有四五十米，池子里种满了青草和鲜花，中间还有密密麻麻的小树，枝径相连，根须相连，茁壮成长。她跑了两圈儿，累了，突然就坐到了我面前，眨着眼睛，调皮地看着我的脸，好像要从我的这张脸上瞧出点她尚不明了的东西来。
我觉得此刻我这张脸是可怕的，比刚才斗架的虫子还可怕，没有任何表情，犹如一潭死水，波纹不起，就像一张铺展开的白纸一样。我的全部血液都沉浸在内心那浩瀚的回忆中，那回忆它离群索居，就像个孤独的老人，但是那故事却是充满了阳刚和冲劲的，它在我的体内冲撞着，挣扎着，它好像要一语道破天机，不但要对着我诉说，还要对着这小女孩诉说，对着远处那风骚的女人表露心迹。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这时站了起来，甩动胳膊，活动双腿，她把书扔在了亭子里的栏杆上，任几片叶子落在了上面，任微风翻开书页，她视若不见，毫无珍惜之意。东天的太阳——哦！东天的太阳此刻仍然不知所踪，似个难产的娃娃，仍然头朝下缩在王母娘娘的肚子里。
小女孩是不是等急了，才跑来研课业恼庹帕常
我觉得她在这园子里就是为了观看这场日出，观看早晨的红太阳那炫丽的颜色，火一般的轮廓，因为这园子里实在没什么能让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像我当年不懂男女之事，呆呆地看着村里的壮汉和媳妇咬嘴一样，咬得死去活来，咬得天翻地覆，咬得屋里的床都剧烈地抗议。我那时不是真的不懂，恍惚中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知道的远远不够，就像老师对我说做任何事都要亲历亲为才能明白一样，我那时做不到亲历亲为，所以我认为我的兴趣总是如同一个白痴一般，我把每一年的对每一件新鲜事儿的兴趣加起来，也不如现在小女孩的这个愿望可爱。
我说：小妹妹，我给你讲我田小的故事吧，如果你来这儿只是为了看那狗屁的日出，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就算日出了也不急着回家，你就坐在这里，听我跟你讲，我见过的故事，都是你没有见过的，你一定会感到有趣，比在园子里捉虫子还有趣，甚至比日出还有趣。我就像一个老太婆一样，唠哩唠叨地说，对着她说，又像是对着我说。她不说话，一动未动，眨着眼睛，好像就这样随随便便答应了，她脱掉了鞋子，全部的身体都坐到了花池子上，面向我。还有那个女人，她此时也渐渐地走过来，充满敌意地望着我，我觉得她那一双眼睛，就和我家的大黄狗的眼睛一样，浑浊得如同一洼泥水。她走到离我有十米的地方，突然停住了，原来，这园子里进来了一对亲热的男女。那男的又高又大，身材粗壮，像一只水桶，走路非常稳重，那女的又高又细，像一根竹竿，靠在男人身上，就像男人的一个手指头般粗。他们径自进了亭子，找了一个圆凳子坐下，旁若无人地搂抱在了一块。我说：小妹妹，我就从这里说起吧，从我的哥哥田壮壮的女人说起。
说起田家村的地理和风水，十天十夜也说不完，田小。当年你的爷爷活着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风水先生，他说咱们村子里早晚会出一个姓田的大贵人。父亲在多年以后，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中午对我说。那是春季，刚过了农历的新年，地里的麦子正绿油油地催生着人们的口水，滋长着希望和快乐。
这一年我的哥哥田壮壮成了田家村的主角。但他绝对不会是当年风水先生预言的那位姓田的大贵人，甚至他连说“贵人”这两个字的资格都没有。他也不懂得女人是什么东西，他只知道父亲提着东湖里产的大鲤鱼满村满镇地拜请媒人给他找个媳妇，是为了让他晚上能够抱着压着捣咕着揉来揉去。他软绵绵地看着父亲为了这事奔来跑去，成天不着家，晚上回来，落一身的泥土。他面无表情，似乎从外面风尘仆仆回来的不是我们的父亲，而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
田家村就坐落于中国最贫穷的地方，在这里你跑两个小时也寻不到一条柏油公路，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到处都是石块、歪扭的干树枝和陷阱。上头倒是发放过修路的钱，可是被县委书记揣着跑到了国外。县委书记姓赵，是个四十岁的女人。父亲啧啧地说：“还不如让男人来做书记，顶多吃点喝点再弄几个豆腐渣，好歹也能给老百姓剩下一点儿，这女人就心细多了，干脆跑到国外，全拿跑了。”我的父亲对于此类的国家大事，其实并不真的关心。这些新闻从四面八方涌进了田家村，涌进他的耳朵，再从他的牙齿缝里原汁原味地飞出来，从他的鼻孔里加了些饱含烟味儿的鼻音哼出来。在这一点上，他还不如我田小上进，不如我深谋远虑，当年父亲皮笑肉不笑地说上级拨款修路时，我田小就张口胡说：“好啦好啦！当官的又要发财啦！”父亲伸手就是一巴掌：“小心你那张臭嘴，明儿个逮进你去！用鞭子抽你的皮，用手铐锁你的筋！”田家村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和我父亲一样的品德高尚，不该想的不想，不该说的不说。他们只关心田里的庄稼圈里的猪羊儿女们的婚姻大事，只关心邻里街坊的生活琐事。
田家村有三个大户，田氏、王氏和朱氏，这三个家族的创始人都是地主，在解放前就养着洋枪队开始斗来斗去，到如今虽经过了文革的打击洗礼，但仍然斗志昂扬。嘎拉角落里不乏三家彼此的谩骂斗嘴之声，父母们是死敌，孩子们也不和睦，经常在学校里打得头破血流。不过田家村之所以叫田家村，那是因为我们田家才是老大，田家的人已经在村支书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做了十年，一直稳如磐石。田家无论什么事，一致对外，像一个铁拳般团结。在这一点上王家和朱家就远远落后，何况他们人烟稀少，能拿得出门的英俊小伙子和漂亮闰女更少，渐渐地恶性循环，一茬不如一茬。那个一脸柳树皮的老男人田仲杰，村里的人隔着一百米就能够闻到他身上的酒味，他就是我的堂伯，田家村的村支书。他在田家是最受欢迎的人，虽然他经常醉得没有个人样儿，敢在大街上调戏王家的女人，敢在地头上朝死里揍朱家的老大爷，但他在我们田家，那是说一不二，除了生孩子是男是女这种事儿他不管，也管不了，其它的无论大小，都是他的掌管范围。
正月初六傍晚的时候父亲再一次失望而归，这一次他是去了村西头的文典老头子家。
朱文典很客气，看到我的父亲，和他背后提着大鲤鱼的我田小，脸上笑开了一朵花。他原本在古铜色的太师椅上正昂着头听着小曲。那瘦得跟竹竿似的小孙子从院子里跑进去，喊道：“死老头子，俺仲水叔来啦！”他猛地就睁开眼睛，训道：“小混蛋！外人面前一点儿都不给你爷爷面子，看你爹回来不打死你！”院子里的大黑狗这几天正犯瘟疫，见到我和父亲两个生人，只是象征性地从狗窝里伸出半个脑袋和一个狗耳朵，张开嘴儿对着我们的脚脖子呻吟了几声。朱文典就骂：“前天打狗队怎么就没抓到你，死狗！”训完他的小孙子，骂完他的黑色癞皮的狗，他就看到了我手里拎着的大鲤鱼。好像进门来的不是我田小和我父亲，而是这条还有一口气的大鲤鱼。
“早想着来看看你了，就是这个年真是太忙了，现在还有十几家亲戚没去，这不——刚从田小的舅舅家回来，就奔你老人家这儿来了。呵呵。”父亲说话有条有理，不但是朱文典，就连我听着都舒服。
我穿着一身崭新的厚棉袄，这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母亲到城里的集市上为我买来的，我刚穿上它走出院子走到大街上，在伙伴们艳羡的眼光中我的肉体就随着它身价百涨。我穿着它跑去找芳芳，在深夜敲她家的大门，门开了，冲出来一条狗，照着我的新衣就扑了上来。我急地叫道：“芳芳，我是田小。”里面一个老娘们儿骂道：“知道你是田小，以后少来找俺闰女，大黄，咬死这个小王八蛋！”里面还有一个男孩子在笑，那是他的表哥——穿着新潮的皮袄和白色的双星运动鞋，他得意的笑声刺破厚厚的铁门，传进我的耳朵，仿佛在告诉我：“芳芳是我的，你田小快给我滚蛋。”我跑出了她家的胡同，才摸着棉袄后面破了一个大洞，那是两个狗齿印。
回到家，母亲对这个洞却丝毫不加惋惜，只说道：“农村人根本不知道好坏，二十块钱的小棉袄，都抢着看，就图个新鲜——这是谁撕坏的？”
我说：“是我的同学王顺建。”
母亲就咬一下牙齿，说道：“王家没一个好东西，以后别跟他们来往。”
朱文典听了我父亲的新年问候，笑嘻嘻地点点头，露出嘴里所剩无己的大黄牙，转到父亲的身后，伸手提走了三十斤重的大鲤鱼，掂了一掂，惊讶道：“哎呀，侄子呀，你这就见外啦，以后到我这里千万别拿东西，让人笑话。——这鱼有二十斤吧？”
“才三十斤。”我这时装出一脸憨厚，接上说道。父亲听了，满意地对我示以眼色，说：“这是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