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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逐渐没有了收集藏品的习惯，因此尽管在19世纪宫廷对一些艺术分支的赞助还在继续，景泰蓝、玉刻、纺织和刺绣也仍然在继续发展，但书画作品的收藏却存在着重大的断裂。
台北故宫博物院通过捐赠、外借和购买弥补了以上皇家收藏中存在的一些缺陷。1967年台北故宫开始第一次接受赠品和外借品，但是直到1985年才确立了每年预支200万美元接收藏品的政策。相当著名的一次购买发生在1986年，这次购买的对象是宋朝艺术家、书法家和诗人苏轼的一幅名帖《寒食帖》。它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散佚。后来流失于日本，在日本它历经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二战期间盟军的轰炸而安然无恙。
对于当地人来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了一个教育中心，而对于其他国家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生来说，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1986年，博物院增设了一个当代艺术长廊，主要展出现代艺术大师们的书画作品。1995年，为了纪念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70周年，台北故宫增建了一个用于收藏珍稀典籍和皇家档案的文献图书大楼，此前，这部分典籍和皇家档案几乎从来没有展出过。台北故宫博物院还邀请国外的艺术品赴台展出，比如在1995年，在新建的文献楼中就举行了选自卢浮宫的风景画展。
199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再次卷入纷争的漩涡，这一次又是源于要赴美国举办一次展览。有关这次展览的所有相关事项——从资金来源和赞助人的地位，到展品的挑选、准备、装运，甚至是这次展览的名字，都存在疑问和争议。毕竟这是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不再承认台湾当局以后，台北故宫博物院首次考虑前往美国举行展览。
这次展览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密切相关。首先，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试图对展品提出法律要求。华盛顿向北京和台北两边都保证，美国法院不会受理这类诉讼，这一问题由此得以解决。接着是展览名称的问题，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要在展会名称中加上“中华民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经过双方协商后，这场争论也渐渐平息，台湾方面最后勉强同意将展会名称定为“中华瑰宝：来自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宝”。政治因素还影响了这次展览的资金筹措和赞助人。随着对中国大陆投资兴趣的日益增长，花旗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退出了对这次展会的赞助。甚至连美国宏基电脑公司——台湾主要的电脑生产厂商的分支机构（随着在大陆生产装备的迅速扩张）最后也退出了。
这次展览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拉开帷幕，然后相继到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华盛顿美国国立美术馆。巡展的各个环节此前已经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华艺术研究者方闻反复商议过，商议的过程前后经过了好几年时间。展览合同签订于1994年。方闻负责安排展览的赞助人和支持者，在1995年几个美国公司撤出资助的举动导致人心动摇之前，赞助方面已经做了安排。但还不清楚北京方面是否会对这些潜在的资助者直接或间接地施加压力，也不知道这些资助者会不会自己得出结论，认为与台湾进行这样一种高姿态的联系对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不会有什么好处。撤资的事确实发生了，台湾当局的“立法院”步入困境，它拨出了310万台币用于支持这次展会。
台湾故宫的建立（5）
接下来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挑选哪些画作和文物参加展览。一共选出了475件艺术品，其中包括限展品中的27件作品（从7世纪到14世纪的早期绘画）。这些极为珍贵的限展品很少展出——通常是每三年展出40天。当台湾人得知这些珍宝也要被安排去美国展出的时候，一场风暴在岛上爆发了。台湾民众强烈反对这一决定，“立法机关”也下令进行调查。在选出的展品即将装箱运往纽约的时候，“立法院”只好下令禁止这27件作品赴美参展。这场纠纷持续了两个星期，后来，做出了妥协性的裁定：从限展品中的27件作品里拿回23件，留下4件参加展览，其他19件重要的艺术品被限定只能展出40天。展览过程中这23件作品中有6件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剩下的17件分别展出于其他的几个博物馆中。这次“中华瑰宝”之旅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展览过程中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复杂性充分提醒了人们：外交方面对于这份收藏十分敏感。
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仍然是中国皇家艺术品的宝库，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博物院的维护和陈列都达到了国际水准。这份收藏从1948年来到台湾以后也在不断地扩展。最初，藏品主要由明清时期的绘画和一定数量的青铜器组成，后来博物馆竭力扩大收藏，接收了早期的陶器、新石器时期的玉器、更多的青铜器、六朝时期的佛像及书法作品等，馆藏日渐丰富。
从2000年春民进党陈水扁上台后，始终强调，要增强台湾本土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而降低其与大陆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关联。与此相一致，台北故宫博物院制定了21世纪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要把台湾本土的文化和艺术融入博物院的收藏和项目中。院长杜正胜说：“在新的世纪，博物院将吸收台湾本土的丰富活力，为宝岛人民介绍其他类型的文化，从而走下皇帝的宝座，走进本地民众的生活中。”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是否能够重新和北京故宫的现有收藏合为一体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问题，同样我们也难以预料台湾是否能够回归大陆。在持有“台独”思想的民进党执政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更加让人疑惑。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清楚地预期，在未来必然会像在过去的近3000年一样，围绕皇家藏品的政治和艺术问题永远都将相互纠缠、难解难分。
1949年后的北京故宫（1）
1948年12月14日，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包围北平城的时候，马衡让人把故宫的四扇大门都给关上了。在这国民党撤退和共产党进逼的政治过渡期，马衡的这种举动是在表明他决不会听命于国民党政府将国宝运到台湾去，也是在告诉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守岗位。1948年秋天，故宫有一批工作人员没有随国民党逃到台湾，而是选择留了下来，当然，也有人是迫不得已而不得不留下来的，院长的决心对他们都是极大的鼓舞。
◎建国初期的故宫
1949年1月31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刚刚进入北平，朱德总司令便立即布置军事占领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共产党进入北平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首都打扫干净。一位目睹当时情景的人说：“从1949年到1951年，北京布满大街小巷的垃圾被一车车地运出去。”而紫禁城内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据当时的报道，“1949年初北平解放不久，当博物院委员会重返故宫时，他们发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成山，有些部分甚至被半埋在沙土里。大约有25万吨垃圾被运走，整整装了8300车。”另外一篇文章这样描写道：“紫禁城72万平方米的范围内，蒿草杂树丛生，垃圾渣土成山。宫殿楼阁年久失修；庭园古树，有的树干中空，枝丫断裂；有的虫害严重，树叶凋零。”在三年的时间里，修缮工程面积达8万平方米，到1957年，整个紫禁城修葺一新。
在行政管理上，中共的过渡政府马上接管故宫。1949年2月19日，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派三人小组（钱俊瑞、尹达和王冶秋）到故宫博物院，办理接管事宜。3月6日，该小组在紫禁城太和殿召集全院职工参加的接管大会，由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部长尹达作报告。尹达郑重宣布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临时）接管故宫博物院。1949年6月，随着北平军管会的撤销，文化接管委员会也宣告解散。故宫改由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领导。不过这也只是临时性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即隶属于新成立的文化部（出于实际需要，博物院归文化部下属的文物局管）。此后，除1958—1960年暂归北京市领导外，故宫一直归文化部文物局管，直至2002年故宫改由文化部直接管理。1950年2月，北平正式更名为北京，故宫被重新命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1951年6月，简称为“故宫博物院”。
建立新政权才几个月，中国新的领导人就开始着手拯救和赎买故宫的文物。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亲自过问这件事，对馆藏的恢复和扩充十分关心。这样看来，即使在共产党的政权下，中国历史悠久的皇家宫殿和文化瑰宝依然被当做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象征。
◎早期的收获
新中国早期为恢复故宫馆藏所做的努力意义深远，特别是当时的新政权财政困难，缺乏必要的资金赎买流散到香港和国外的国宝。为了收回散失的国宝，人们竭尽所能，群策群力，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有机构组织的努力也有来自个人的贡献，有无偿捐赠也有重金赎买，既有国内人民的努力也包括海外人士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珍宝从南京装船运到了北京故宫，最后在南京只留下了2211个箱子。因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再加上作为原来的中央博物馆，皇家收藏一度存放于此，所以南京博物馆被赋予“博物院”这个特殊的称谓。中国的博物馆里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才叫“博物院”，可见这个称谓的特殊性。1999年，故宫要求南京博物院归还剩下的2211箱文物，却遭到委婉的拒绝，他们以为自己毕竟已经精心收藏这些宝物长达半个多世纪，而故宫的文物又已经很多了。有记录表明，到2003年年底，还有装着几千件文物的834只箱子留在南京，主要是瓷器和装饰品。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