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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看法源于1914年的一个协议。当时，代表内务部和逊清皇室的联合小组去满洲的皇家行宫中搜集宝物（四个皇家行宫包括沈阳行宫、热河（承德）行宫和北京的另外两个行宫），并协商这些宝物的所有权问题。协议申明珍宝是皇家的私有财产，民国政府会使用专项资金把这些宝贝买过来。但因为当时民国政府拿不出这笔钱，所以支付的事一直悬而未决，珍宝被认为是从满清皇室中赊借出来的。
◎ 公众首次得见奇珍
1914年，内务部成立了古物陈列所，把从沈阳、热河和北平的行宫搜集来的藏品加以整理后，举办了第一次皇家艺术品展会。这次展览在紫禁城外廷的两个偏殿举行——西边的武英殿和东边的文华殿——自此这两殿经常被称为古物陈列厅。
当时袁世凯感兴趣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修复紫禁城的宫殿，另一个就是展出从满洲行宫得来的清朝珍宝。回过头来看，袁世凯的这种兴趣有显而易见的原因。他不仅想确立共和政府对前清珍宝的所有权，而且想拥有一张王牌，借以实现自己建立新王朝的计划。
距第一次展览两年之后，那些从满洲搜集回来的珍宝又在相同的地方再次展出。这次展览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1914年展览时，那些展品被认为是从逊清王室借来的，而在1916年，政府宣称展品是由内务部借出并出资举办的。
像今天一样，紫禁城在那个年代也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游人。1914年和1916年去古物展览厅的游人只用花一块钱的门票就能够进入这个从前无比尊贵的地方。普通的中国人因此终于得以欣赏这块从前的禁区，并且能够看到一些稀罕的宫廷珍宝。来过这里的人也许还会记得，按照皇家的律令，“从紫禁城的任何一个门通过的普通人都会被杖笞一百下……任何在皇宫里发现的陌生人都将被勒死……”
◎ 庄士敦和宫廷珍宝
1919年溥仪13岁的时候，朝廷决定在他原有的一个满族老师和两个汉族老师的基础上再为他增加一名英国老师。庄士敦被请来做溥仪的老师，他毕业于伦敦著名的亚非学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家。庄士敦住在御花园西侧，不久就和年轻的溥仪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在保护皇帝的利益和皇家珍藏方面，他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2）
庄士敦努力使年轻皇帝看到宫廷中的奢侈浪费，让他注意到皇家藏宝的不断失踪。于是，溥仪就经常叫人把文物拿过来自己亲自检验，还命人为所有的藏品编制了一份详细的目录。随着查点工作的进行，人们发现很多珍品都丢失了。1923年6月，溥仪宣布要亲自检视建福宫，那里收藏着乾隆皇帝最珍爱的宝物。太监们怕自己的偷盗行为败露，趁着夜黑在建福宫放了一把火。到天亮前，只有387件文物被抢救出来，而最初的目录上所列藏宝共有6643件，包括2000多尊金佛像、大量佛教画品、纯金的祭坛饰品、瓷器、前朝的青铜器、成千上万册书籍，以及31箱貂皮和皇家御带。
皇室经常把珍宝出售给一小撮占据垄断地位的古董商，价钱低于市价很多、又远远高于报账单上所列的价格。一次，溥仪让太监把一个四英尺高的实心金塔拿去卖掉。去之前溥仪问他打算怎么开价，太监回答说按重量卖，气得溥仪大骂笨蛋，还引用庄士敦曾讲过的，说在公开的市场可能价格会高得多。为了报复庄士敦，内务府把这个金塔送到庄士敦那里，还假传皇帝的旨意让他把金塔卖掉。庄士敦识破了这个陷阱，命人把金塔送回宫中。从那以后，宫里的人更加恨庄士敦了。
庄士敦还向溥仪报告说前门新开了许多古董铺，据说这些商店的老板都是太监和内务府的官员。庄士敦的报告使溥仪萌生了为宫廷藏画编制一份更加正式的目录的想法。编制这份目录的工作在1923至1924年进行，由不受内务府控制的艺术鉴定家们完成，他们资历深厚，包括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和商衍瀛。
溥仪的弟弟溥杰也在宫里跟着庄士敦学习，但他住在宫外。由于十分了解编目的程序，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让溥杰把已经登记造册的文物偷偷带出紫禁城。当时清单上每一卷册、每一本书都按照其价值做了标记，质量最好的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从1923年5月到12月，溥杰每天在紫禁城上完课回家时都要带走一些书画卷册，那些都是从曾经被鉴定为上等品的物件中挑选的。根据溥仪回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溥杰则回忆说，运送这批字画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因为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都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 在溥杰带出文物的过程中，稀有典籍是首选的目标，因为它们和溥仪兄弟用的课本尺寸相似。这些典籍像太监们每天拿给溥仪兄弟的课本一样被包在黄色锦缎里，因此在带它们出大门的时候没有引起门卫丝毫的怀疑。有资料显示，溥仪兄弟偷偷带出宫的文物共有1285件手卷字画和68册书画集； 而另外有人认为，“末代皇帝”暗自转移的文物有1000多件手卷和200多种册页、挂轴，以及200多本宋朝的珍贵书籍。
转移出宫的珍宝在北京某处藏匿一段时间后，溥杰把它们装进了七八十个木箱子里。得到火车站免检免税的许可后，溥杰护送这些藏宝到了天津，把它们藏进一位满族王爷为溥仪买的房子里。
到1922年的时候，公众对皇家藏品归国家所有这一点基本达成了共识，这种看法在当年的一条新闻里就有所反映：“近来，有些贵重物品以某位外国人为媒介从宫中送到一家外国银行，看来宫中的意图是要卖掉它们，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很可能要失去这些无价之宝。” 这种国家所有的观点和1914年协议的精神大相径庭，按照1914年的协议，从东北各个宫殿运回北京的珍宝是从皇室借来的。
因此，在1911至1924年之间，逊清王室一直认为它对各个宫殿的所有藏宝都享有合法的所有权，而共和国却认为自己有权力界定哪些珍宝应该充公作为国家博物馆的基础，哪些还可以由皇室继续保留。
◎ 离开紫禁城
1924年，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溥仪和逊清皇室已经做好了永久性搬进颐和园的准备。颐和园曾经是慈禧太后最钟爱的休养之所，但是直到1908年老太后去世之前，这个园子从来都没有做过寝宫。庄士敦很赞成这次搬迁，因为原本在紫禁城暂时的居住已经延长了11年，庄士敦担心政府会以此为借口而取消其对逊清王室的种种义务。与此同时，紫禁城内皇家藏品的所有权问题因为搬迁计划而凸显出来，庄士敦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给出一个意见，把可以合理看作国宝的那部分藏品收归国有，皇室就可以毫无争议地拥有剩下的部分了。”不管怎样，搬至颐和园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冯玉祥使这个计划泡了汤。
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在打败另一位军阀后占领了北京，他断然命令溥仪和满清皇室在1924年11月5日下午离开紫禁城。当时冯玉祥想到了要控制紫禁城里大批珍宝吗？11月4日，在实行驱逐命令的前一天，冯玉祥和他的幕僚们公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例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中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查点宫里的每一件物品，从衣饰到日常用品，以分清哪些是国宝和历史遗迹，哪些是属于清室的私有财产。” 这个命令依然延续了从过去到现在在涉及皇家藏品时所使用的含糊语言，它也成了日后各党派纷纷对藏品主张权利的祸根。
从私藏到公开：民国初期的珍宝（3）
溥仪正在和皇后吃苹果的时候，冯玉祥的最后通牒到了。一个宫女大叫：“士兵来捉您了！”在最初的反抗之后，溥仪再没有援兵来抵挡这场决然的军事威胁了，他只好交出两个御玺并且同意在当天就出宫。因为有位太妃刚刚去世，为了操办丧事，两位老太妃被允许在宫里作短暂停留，几个太监和侍卫留下来服侍她们。而他们也最终在11月21日全部出宫。
◎ 溥仪的命运
溥仪最初搬到了紫禁城外他父亲的府邸。西方国家的大使馆没有一个想接待溥仪，然而日本人很快意识到溥仪对实现他们的计划会非常有用，并能给他们提供建议。没多久，溥仪就逃离了他父亲的家，日本人在天津给他提供了一所大宅子并将他置于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之下，他在那里从1925年待到1931年。
溥仪显然很有幽默感，在逊清皇室私产和公共财产的问题上他也能开玩笑。1925年在日本领事馆为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溥仪举杯说：“是不是民国政府发现我们的茶壶、茶碗和炊具都是国宝呢？要不然怎么留给我们的这么少？”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溥仪随之搬到满洲，成了日本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那里他被称为康德皇帝。溥仪仍然占有着那些他和溥杰当初偷偷转移出紫禁城的典籍、书画等藏品。虽然在天津卖掉了一部分，还把一些当礼物送了人，但大部分藏品都被装船运到了满洲，藏在长春溥仪宫殿（原盐仓所在地）后的小白楼里。
整个二战期间，溥仪做着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后不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位日本军方代表授意溥仪收拾一点细软，做好逃跑的准备，逃跑的目的地是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小镇，从那里再伺机逃往日本。准备逃走的时候，溥仪选择了他最重要的“宣统”御玺随身携带，这枚玺上镶有八块交错互扣的玉。他还在随从的箱子里塞满首饰和璞玉，带着家人随从一起逃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得不把他和他弟弟从紫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