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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仍然决定要将第三个女儿生在法国的土地上。我的陪同工作并没有结束，两个月后，朱又给我打电话，说医生老想和他说什么，他听不懂。我便按照预约时间又一次去了医院。朱雷安老婆接受完检查之后，接待我们的是医院的社会服务处的一个女办事员，30来岁，一脸的严肃。她把我和朱叫进了办公室。〃MADAME朱非常压抑，我们没法和她交流。以前我们也经常有非法居留的中国孕妇，但没有像这样的精神状态的，我们不理解。她的丈夫在哪里？她说她丈夫在法国。〃她的目光在我和朱的脸上扫视。我对朱说没有必要撒谎，这里的医院，是不会和警察局联系的，警察局也不会来医院查非法移民的病历。但是朱还是坚定地摇手，说不行不行。医院要是知道她有男人在身边，就一定会叫我付钱的。别人都这么说。你就说她男人在法国一个什么地方就行了。我于是就这么说了。女办事员生气了：〃可是你们的表上填的是在国外。〃我想起那张表。我转脸看朱，他紧张得直摆头，我知道翻译给他也没用，只好即兴发挥：〃哎，是，他是在中国，马上就要来法国了。〃
〃那么这位先生是谁，他是MADAME朱的亲人吗？〃
〃嗯……他和她住在一个房子里。〃
〃但是他不是孩子的父亲？〃我烦了，告诉朱，医生问他是不是父亲。朱一脸紧张，开始自己辩护：〃NON、NON、NON……〃办事员挥手打断了他，冲着我说：〃那么这个将要出生的孩子究竟是谁的？他是一个不想要的孩子吗？谁来抚养他？〃〃MADAME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她知道怎么带孩子。〃
〃但是她的地址是假的。我和一个育儿员去看过了。她不住在这个地址上。〃
〃她的地址？那只是个通讯地址，接收信件。〃办事员叹口气：〃希望你能明白，我们不是警察，我们关心的只是孩子，孩子将来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生活。MADAME朱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我们也找不到父亲。我们很为母亲和就要出生的孩子担心。〃我还没张口，朱就连连摇手，我也就哑口无话。这是印象中最难的一回翻译。
第三章 政治避难第27节：政治避难申请者（1）
朱雷安倒是一点儿也不担心。他除了让他老婆怀上了孩子之外，还又帮着她申请了政治避难。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是，不论是来自山区的农田还是来自家庭手工业发达的小镇，怀着发财梦想的温州老乡偷渡到法国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去申请政治避难。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人们对战争期间种种大规模的种族、政治迫害记忆犹新。法国于1951年7月28日签署了刚刚诞生的联合国难民公约，该公约至今已经得到上百个国家的签署。公约规定，如果有人因为他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或是所属的社会团体而遭到迫害，或是有理由害怕遭到这样的迫害，难民公约的签署国必须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对他实施庇护。法国难民署于1952年7月25日成立。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法国申请政治避难。
在朱雷安替他老婆申请政治避难的1996年，法国难民署总共收了两万多份申请，最后得到难民身份从而在法国合法居留下来的人数为3000多人，在这3000多人里，没有一例温州人！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来的温州老乡，问到上个月刚刚非法踏上法兰西国土的黑移民，他们中间可能没有一个人见过难民证的颜色，但每个人都会知道申请表和拒绝信的样式。实际上，没有一个温州非法移民真正想得到政治避难权，但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去申请。不是跟着他，我怎么也不会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来。这里是巴黎北郊的一个空地。北环城线高架桥就在不远处，轰轰的车流不间断地通过。看得出原先这里应该有个什么建筑，给扒平了，空出一大片高低不平的黄土地面，许多建筑垃圾还没有被清除。空地中间大概有几十个温州人和百来个黑人、北非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围着两辆废弃的家居拖斗车厢拼挤着。车厢的玻璃窗紧闭着，各挂着一个纸牌，一个上面写着A－H，另一个写着I－Z。朱雷安就往围着I－Z的车厢的人堆里扎。
我明白了，这里是法国红十字会为这些无公开地址的非法移民提供的临时通讯处，以供收发信件。远远路过的车辆有时会放慢速度，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总是不得甚解而去。谁也想像不到，这群外国人在按照日内瓦难民公约的条例，在这块空旷的建筑工地上履行申请政治避难的程序。在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的程序在1990年经历了一次大改革，新的办理方法延续至今。在1990年前，一个外国人，踏上法国的国土后，去申请政治避难，难民署一般会用上三年时间来处理他的申请。在处理申请期间，申请者会获得一个临时的工作许可。三年后，根据难民署处理的结果，警察局再做出是否给予其居留权的决定。如果政治避难申请被接受，警察局自然会发给申请人居留证。麻烦就麻烦在申请被拒绝的情况下，在三年或者是三年多的等待里，申请人往往在法国已经建立了一个正常的生活，有了一个固定的工作，甚至是结了婚、生了孩子。这时候再勒令他离开法国，等于是把他从他自己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圈里再活活剥离出来，在道义上既难以为法国社会接受，在实际上也难以操作。法国就有过一个中学的学生集体罢课，抗议警察局勒令他们的体育教师，一个政治避难被拒绝的申请人出境的事件。
绝大部分避难申请被拒绝者，并不离开法国，于是他们在合法地生活了几年之后，又沦落到非法的境地，被迫离开原有的工作。他们的处境，成了不少左翼人权组织以及媒体的关注对象。这类难以驱逐的非法移民的产生，政府的政治难民申请程序负有很大的责任。1990年，正值法国左右两党政权交替，在移民政策上以更显宽容和人道为特点的左派社会党执政，总理米歇尔·罗加就采取了一项大胆的改革措施，他开始对处于这种境地的申请被拒者进行身份合法化的大赦，1991年，有五万非法移民，其中有许多中国人，因此拿到了居留证。同时，罗加总理将难民署的预算提高了三倍，增加人员，将政治避难申请从审查到回绝的期限从三年缩短到三个月。因为绝大多数申请，其无效性是一目了然的。这类申请人，在三个月后就会收到难民署的拒绝信，审理被拒绝的申请人的上诉的期限，也不超过三个月。上诉被驳回后，申请人就会被警方要求离境了。
而且，在不超过六七个月的全部审查期内，不允许申请人工作。由于不许工作，理论上被申请人的生活就没有来源，尽管实际上他们都会去打黑工，政府于是用每月每人发1300法郎的生活补贴的措施，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在法国，由于审理政治避难申请过长而产生的不可驱逐的非法移民，就此绝了迹。但是，这个改革，并没有降低中国非法移民申请政治避难的积极性。朱雷安遵循的申请程序是这样的：带上中国护照或者身份证，加上翻译件，去警察局，申明自己要申请政治避难。如果连以上两种文件都没有，出生公证也能被接受；可以解释为自己是在政府的追捕下逃离中国的，自然就不能随身携带官方身份证件。警察局会发给一份简要的表格，以及一个月或是几个月后的约会通知书。简要的表格要求填写的内容是个人身份资料，扼要的申请避难的理由，如何来到法国的途径和在法国的地址。申请政治避难，申请人和难民署及警察局会有很多信件来往。难住申请者的，往往是简表中地址一项：他们没有合法租用的房子，也不能合法租用一个房子，住处的电费单都是顶着别人的名字，所以没有任何文件来证明自己身居何处。
只有找亲戚朋友帮忙，开一张住房证明，即由房东或是合法的房客出具证明信、附上房契或是其他租约文件，证明向申请人提供了住房。但愿意如此帮忙的亲友也不是这么容易找到的。所以渐渐地在温州老乡中，出具一张住房证明就有了一个市场价码，从2000到3000法郎不等。后来，一些民间协会开始协助这些申请人，给他们提供通讯地址。法国红十字会成了其中最大的一个机构。朱雷安的老婆在警察局表明申请政治避难的意愿，领了简表之后，先到一家红十字会的办公室登记，得到一份通讯地址证明，再就到了中国城的一家小翻译社，花了200法郎，让人把申请表填了。按照约会时间二去警察局，将地址证明和简表交上，换来由难民署印制的申请政治避难的大份表格和一张一个月的临时居留证，上面注明不许工作。自从红十字会提供地址证明，政治避难申请就变得简单易行了。申请人得在一个月内，将这个大份表格填好，交到难民署。表格要求申请人详尽写明申请理由、提供遭受迫害的证据等。朱雷安又回到那家翻译社，让人把大份表格填了，交到难民局，领到一张递交申请的回执。
这时，在登记了他老婆名字的红十字会办事处，就会收到难民署寄来的第一笔邮局汇款，2300法郎，作为申请者的生活补助。第一张一个月的临时居留证到期时，只需去警察局出示难民署的回执，便可领到一张三个月的临时居留证，这就是等待难民署的回答所需的时间。在这三个月中，朱雷安老婆每月都能在红十字会收到难民署寄来的1300法郎的汇款单。因为来登记通讯地址的申请人太多，巴黎红十字会就用两挂家用拖斗车厢充做信件发放中心，并在郊外找了这么个空建筑工地置放，以便容纳人流。通常情形是三个月未到，难民署的回绝信就到了，以申请人提出的理由无证据为由，拒绝政治避难申请。但是，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朱雷安还是可以再去一趟翻译社，让人写一张〃上诉信〃，寄给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