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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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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为“斥堠”。《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堠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亦指侦察敌情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两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信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3)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236~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我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我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同①。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4)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成了千古之谜。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公元233年)时距关羽遇害(公元219年)已有十余年。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有蜀一代不设史官。故陈寿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设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背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余大胆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按:有关关羽失荆州的详实分析请参阅第四章第二节“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补记
  随着山东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以及同某些学者的商榷,使我对关羽“临沮之败”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并不同意某些媒体擅作主张、刻意炒作,将我所撰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有关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部分单独抽出来,改头换面成《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并以此来哗众取宠,说是“专家抖猛料”、“惊人的大发现”云云。其实,诸葛亮不救关羽并非我一人之发现,而是由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仅在章氏的观点上作了更为详实的考证。
  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1)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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