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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三个中篇写完，我又要变一下了。这是什么怪毛病
儿，肤浅、幼稚、不成熟？似乎是，似乎又不是。我只是拙笨地认为，我在
创作上应该有较长的放开试验阶段，处于一种不安分的状态；于别人当然不
必如此，而我的好作品始终未写出，需要的是一种“倒腾”。庆幸的是总算
一口气写了这批东西，就算这一阶段试验结果的汇报吧。
《十月》的同志立即决定将这三篇出个合集，这使我很激动。对于我的
创作，《十月》的同志一直给以极大关心。该批评时，是严厉的；该鼓励时，
是热情的；该支持时，是竭力的。虽然编辑部的门朝南朝北，编辑除两人见
过一面外，别的是男是女，一概不知。但每每与他们进行作者和编辑的交流
时，我就想起范仲淹的一句话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次编辑部来电，曰：速写一个后记寄来。这使我第一次感到了为难。
非但没有速写，慢写也极吃力，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几年里，编选
了几本薄书，我总是热衷在前边胡说几句，但这么的胡说，已经是使我感到
了自己的可笑和一种说不出的厌烦，下了决心，再不作这种文字了。但现在
还得再作一次，就忍不住自己嘲笑起自己来了。
怎么写呢？现在手头上正改抄一个名叫《商州》的所谓长篇，满脑子里
尽装着商州的人和事，那就还是说说商州吧。这似乎又有“老王卖瓜”之嫌
了。是的，中国有句俗语：人人都说家乡好。我是少不了这种秉性的。商州，
或许外地人是不大理会的；即使在陕西，一提起这两个字，也有人嗤之以鼻：
它地盘很小，很闭塞，很贫困。打开陕西的地图，它位于东南角，呈三角形，
是八百里秦川的门户，但不属于关中，没有秦川牛繁殖。它南接湖北，东靠
河南，但不属于正儿八经的陕南，没有安康汉中的气候温湿。其间最大的水
流是丹江河，最长的官道是长坪公路。这七个县，是商县、丹凤、山阳、洛
南、商南、镇安、柞水，七山二水一分田。它五谷杂粮都长，五谷杂粮都不
多，主要食包谷，做一种“糊汤”，称之为“州饭”。民间有“洋芋糊汤疙
瘩火，除了神仙就是我”之说，可知商州的生活是苦焦的，但生活的苦焦不
① 指“十月丛书”《腊月·正月》，该书收入《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和《腊月·正月》三部中
篇小说。
一定精神上也苦焦，他们自有其乐。
就是这么个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19 年。19 年后，我离开故乡到了城
市，但每一年最少回去三次四次。而且进城后，我的家几乎成了商州驻西安
的办事处，家乡的人到我这儿很多。他们常带一点土产来，比如核桃、柿饼、
木耳、绿豆、红薯、苞谷糁。一来就在我这里住下来，或者是来观光，或者
是来做生意，或者是来看病，甚至还有来旅行结婚的，赴省告状的。这三四
年内，我光为家乡人写状子，也不下五六份。家乡人有家乡人的习俗，我虽
入城，他们并不以为我是城里人。我必须家里备一套大碗盛饭，而且要盛得
满满的，菜不需要七碟八碗地炒，但一定要盐重醋酸辣子重，烟蒂要允许随
地丢，吐痰万不能用拖把立即拖掉，说话绝对要土语。正由于这点，我倒被
家乡人视为“没变”的角色。他们自在，我也自在，客主无间，坐列无序，
有酒且饮，无酒且止，谈天说地，忘形适意。所以，我身虽未回去，但也可
谓是“秀才不出门，却知天下（应该是商州的天下）事”了。
家乡人仅知道我是“作书”的，走时总要索一些杂志和书籍，说是回去
让他们或他们的子女“念念”。但我从不将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因为我在前
边也说了，我是“多转移”的。在几年前，这种转移近乎于一种“游击战”，
所以所写的东西无脸见“江东父老”。这种游击战曾一度使我沦为流寇王者，
吃尽了苦头，后来慢慢才意识到要在创作上建立“根据地”。
到了去年，我下了决心回商州去。当时并没有急于想写点什么，只是带
了一份商州地图，各县行走。这么一走，才知道我以前对于商州知之太少了，
以前所谓写山地的文章太表面了。现实的生活，使我改变了世界观。没想这
种“无为”下去，倒使创作“有为”。所到之处，无一不备受教育和冲动，
每晚就胡乱记起感受来。这种感受是真切的，实在的，记法也随心所欲，不
刻意起承转合和语法规章。一圈跑回来，稍加整理，这便是我真真正正写的
第一个商州的东西，叫《商州初录》的。我将它在《钟山》上发表了。发表
之后，反响之大，出乎我的意料，好多读者和作家纷纷来信表示祝贺，说是
“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路子”，鼓励我以此写下去。我实在有些惶恐，但
也同时有了自信，发现商州这块地方，足够我写一辈子了，似乎有好多东西
每日每时在我心中涌动。于是，我二返商州，三返商州，四返商州，仍然是
沿县奔走，大有温庭筠当年在这里的生活：“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一次比一次有收获，这就是接连写成的《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
《腊月·正月》，以及正在完成的小长篇《商州》。
商州固然是贫困的，但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推移，它也和全国别的
地方一样，进行着它的变革。难能可贵的是，它的变革又不同于别的地方，
而浓厚地带有它本身的特点和色彩。我便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
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
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
当今的文学，可以说是中西杂交的文学。如何在这一前提下走一条适合
自己的路子呢？我想着眼于考察和研究这里的地理、风情、历史、习俗，从
民族学和民俗学方面入手。中国正处于振兴年代，改造和扬弃了保护落后的
经济、求其均衡的政策，着眼于扶助先进的经济，发展商业和金融。应该说，
党是英明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中国，自有它的历史传统，自有它的道德
观念，势必这一振兴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而在具体的商州，偏僻，闭塞，
它同别的地方一样，矛盾的出现再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的。比如对于
土地的观念，对于道德的观念，老一辈农民和新一辈农民的差异，新一辈农
民中又出现的新的差异，等等。这些问题贯穿、渗透在商州的每一个县，每
一个村寨，甚至每一个人，构成了新的明显的时代特色。而商州又同时不同
于外地，有许多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即：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
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
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
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
兴趣。所以，从《商州初录》到《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
月》、《商州》，我都想这么一步步思考，力图表现着和寻找着答案。
可惜我的才力不逮，一切的表现和寻找，都充满了肤浅和幼稚，甚至片
面和错误。
我明明知道我的这些不足，却又苦于一时各方面的修养赶不上。在陕西，
我和我的一些文友作过长夜谈，分析我及我的文友的创作的得失，认为我们
的创作之所以老是突不破，同外地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比恐怕有三个差别：
第一是地域差别。陕西为中国周朝到明朝13 个朝代建都之地，北有黄
河，中有渭河，南有汉江，山川河流，结聚精灵钟秀，产生过历史上辉煌的
汉唐文化。但过犹不及，盛唐之后，一种保守的、妄自尊大的惰性的习气便
蔓延开来，浸染于民风世俗，故以后各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皆趋于萎
靡，自然文化艺术不可幸免。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的文化是最有力量和气
度的，而比雍容富贵的盛唐文化更引起人的推崇和向往。都城东迁和北移之
后，这里渐渐归于偏僻，而关中平原上数以百计的帝王陵墓，却依旧伴随这
里虚妄的世俗遗留下来。细察如今世风民俗，便可见陕西人已没有了秦汉强
盛之气，尤其在关中，人们津津乐道秦川牛，使人不禁想到碑林博物馆的那
些六骏石雕，得出古人崇扬志在千里的良骏，今人看重负重慢行的耕牛的印
象，而喟然长叹。而历史衍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是信息的社会，秦
地为北金锁关，西大散关，东潼关，南武关，四大关隘所限，一味炫耀先祖，
而性格由开放型归于封闭型，自然是赶不到时代潮流的前头。
第二是生活差别。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这是最古老而又最时髦的口
号，每一个作家没有不遵循的。至于我，以及在陕西的好多文友，都是写农
村题材的，我们的出身、经历、本身就是农民或由农民过渡的干部，对于农
村生活，不能说不比外地作家熟悉，却在创作上落后于人，这就应该说是如
何生活的问题了。正因为有地域的差别，使我们感到了惶恐和紧迫，因而放
弃了生活的根据地，沦于文学上的流寇。而流寇政策的教训又使我们纷纷退
回到原地的圈子里，写农村而注目于一村一镇，写农民而混同于农民，便又
导致了就事论事的桎梏里。出身农民可以是农民的作家，但不可以是作家的
农民，也即农民意识的作家。
第三是修养差别。正由于我们出身于农民，或从农民而演变为干部，这
有先天性的长处，亦有了先天性的不足。我们常认为“作家不是大学可以培
养的”，这话有其道理，但以此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