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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先秦道家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只是说，有是自在的。向…郭《注》中有一处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无古无今……”注）
万物的“独化”
万物自生，这是向——郭《注》里称之为“独化”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万物不是由一位造物主所造，但万物之间相互关联，这种种关联不仅存在，而且是必要的。向——郭《注》中说：“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大宗师》“知人之所为者……”注）
每一物需要每一个“它物”。但每一物仍然是独立自为地存在的。向——郭《注》说：“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本无者也。（《秋水》“以功观之……”注）照向——郭（注）的说法，事物之间的关联就像两支国际同盟军，每支军队都是为本国而战，但是两支军队互相支援；一支军队的胜负，必定对它的同盟军产生影响。
宇宙间存在的每一事物都需要整个宇宙作为它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它的存在又并不是由某一个特定事物所产生的。当某些条件具备、在某种情况下，某些事物就必然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万物是由一位创世主或某个人所创造。换句话说，事物是由一般性条件所产生，而不是由于其它某个特定的事物。举例来说，社会主义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所制造出来的，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所造出来的。就这一层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事物是自己生出来，而不是由别的事物产生的。
正因为如此，每一事物只能是它自己。《庄子注》中说：“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德充符》“死生存亡，……”注）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领域。《庄子注》又说：“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治乱成败……非人为也，皆自然耳。”（《大宗师》“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注）这里所说“皆自然耳”是指它们都是一定条件和情况下的产物。《庄子·天运》篇讲到圣人乱天下，向——郭《注》对此评论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圣知之迹非乱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乱。”（《庄子·天运》篇“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注）
第四章新道学：崇尚理性的玄学（2）
典制与道德
向、郭认为，宇宙是在流动不居之中，在《庄子注》中写道：“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社会也是在不断变动之中。人的需要同样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典制和道德适应一时，不可能适用于永久。《庄子注》中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庄子注·天运》“围于陈蔡之间……”注）
《庄子注》中还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驭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庄子·月去箧》“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注）
社会随情况而变化，情况变了，典制和道德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如果不随之而变，就将格不入，（“即为民妖”），变成人为的桎梏。新的典制和道德应运而生是自然的事。新的与旧的格不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变了。两者都是应时而生，因此不能说，哪个比另一个就一定高明或不如。向郭并不像老子、庄子那样一般地反对典制和道德，他们所反地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已经过时、已经背乎自然的典制和道德。
有为与无为
向、郭就是这样，对先秦道家思想中的天、人、有为、无为都赋予了新的诠释。在社会情况变动中，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应时而生，在这时候，顺应天、顺应自然就要顺应新的典制道德，这就是“天”，就是无为。反对新的典制道德，极力维护旧的典制道德，这便是“人”，便是有为。《庄子注》中有一段话：“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势也；旷然无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大宗师》“以知为时者……”注）
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天赋的才能发挥出来，这在他就是无为。反之，就是有为。向——郭《注》中说：“夫善驭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惑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马蹄》“饥之渴之……”注）尽管向、郭作出这样的批评，就这些人对庄子的理解来说，其实错误并不十分严重。而向、郭两人的见解则确是十分有创见的。
向、郭对先秦道家的“纯素之道”思想也作了新的诠释。在《庄子注》中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凤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革享，庸得谓之纯素哉？”（《刻意》“故素也者，……”注）
知识与模仿
老庄都反对通常被社会推崇为圣人的那种人。在先秦道家著述中，“圣人”这个词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道家推崇的真人，另一重含义是拥有各种知识的饱学之士。老子和庄子都蔑视知识，因此也蔑视那些饱学之士。但是，从下面所述，向、郭并不反对有些人成为圣人；他们所反对的是有些人力图模仿圣人。柏拉图就是柏拉图，庄子就是庄子他们质朴纯真，他们的天才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柏拉图《理想国》，庄子写《逍遥游》都是一片冰心，直道而行，只是顺乎自己的天性。
这个看法可以举《庄子注》下列一段话为证：“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养生主》“而知也无涯……”注）这是说，知识聪明的由来是由于人的欲求超过了人的才智所能。如果人在自己的才智范围之内行事，也就无需于知识聪明了。人只要按自己的天生才智行事为人，志无盈求，事毋过用，如果能够力负万钧，他这样负重，也不会觉得力不能胜；一个人如果能日理万机，他这样做时也不会叫苦连天。如果这样来理解知识聪明，则柏拉图和庄子都不算是有任何知识聪明的人了。
照向、郭的看法，唯有东施效颦的人才需要知识聪明。向、郭把模仿看为谬误，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它无用，在《庄子注》中他们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天道》“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注）在道家看来，“学”就是模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的事情已经不复存在，虽然载入了史籍，却不能使它们在今日再现。古今不同，今世已变，只能抛弃恋古、仿古的念头，按照人的本性，与时代同变，才能臻于完善。万物都流动，人们每天都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感到新需要。对付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要，要采取新的方法。即使在同一个时候，不同人的处境、情况和问题也有所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可能尽同。一个人如果只知一味模仿，那有什么用！？
其次，模仿是徒劳的。《庄子注》里有一段说：“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德充符》“庄子曰，道与之貌，……”注）离朱是古代传说中的“明目者”，师旷是春秋晋国的乐师。他们的特殊才能是天生的。其它人想成为离朱、师旷而不能，离朱、师旷并无心成为精工巧匠，却取得了成就。常人想当圣贤而不能，圣贤顺其本性而成为圣贤。如果说，模仿圣贤太远，模仿离、旷太难，常人想成为下愚聋瞽、称为鸡狗，也不可能。每个事物之成为它自己，是身不由己的，它想变为其它事物，是不可能的。
其三，模仿是有害的。《庄子注》中还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己。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