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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章里我曾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人在思想时，总不免受到生活环境的制约，处于某种环境之中，他对生活就有某种感受，在他的哲学思想里就不免有些地方予以强调，而另一些地方又受到忽略，这些就构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特色。
这种情况就个人来说是如此，就一个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在这一章里，我将对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环境略作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化何以有某些特点，有一个一般的了解，具体到中国哲学何以有某些特点，也是一样。
中华民族的地理环境
在《论语》里，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6章21节）读孔子的这段话，使我想到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思想不同的由来。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在中文里，有两个词语常常被用来表达“世界”，一个是“普天之下”，一个是“四海之内”。住在海洋国家的人民，如希腊人，会不明白，居住在“四海之内”（比如说，住在克里特岛上），怎么就是住在“普天之下”。而在中文里，它就是如此，而且是有理由的。
从孔子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思想家们从来没有到海上冒险的经历。在现代人看来，孔子和孟子所住的地方都离海不远。但是在《论语》里，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6节）仲由即子路，在孔子的学生中，以勇敢著名。据说，仲由听到孔子的这句话，非常高兴。孔子却并没有因仲由的过分热心而高兴，他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意思说，仲由虽然勇敢，可惜不能裁度事理。）
孟子提到海的话也同样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孔子只想，泛舟浮于海，孟子也只是望海惊叹，并不比孔子好多少。对比之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生在海洋国家，漫游列岛，又是多么不同啊！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
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们不仅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之中，还生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是个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来维持生存。直到今日，中国的农业人口还在全体人口中占75－80％。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府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无论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农业都同样重要。中国历史上，公元前480－222年是战国时期——和今日世界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相似。当时中国分裂为许多封建的小王国。每个小国都把“耕战之术”作为国家的要务。最后，“七雄”中的秦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优势，得以战胜其它六国，从而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统一。
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要区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关系到产品的交换。商品的交换终究要以生产为前提，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里，农产品是主要的产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都重农轻商。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家里，商人自不免受到轻视。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把民众按行业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通常是来自地主阶级，农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两种行业受到社会的尊重，任何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往往引以为傲。
读书人通常并不亲自耕地，但他们一般出自于地主家庭，家庭的兴衰和农业生产的好坏直接联系在一起，农业收成好，他们受益；农业收成坏，他们也受连累。因此，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都主要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再加上他们受过教育，使他们得以表达农民自己没法表达的思想，这种表达在中国就采取了哲学、文学和艺术的形式。
《上农》——农业的价值
著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书中，辑有各家哲学撮要，有一章名为《上农》，其中比较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认为农民像婴儿那样单纯朴实，惯于顺服长上，比较不自私，他们的物质财产复杂多样、难于移动，因此，国有遭难时，农民不会弃置不顾；商人则自私奸诈，计谋多、不顺服，他们的财产简单，易于转移，因此国家有难时，商人往往自己逃跑、不顾国家。这一章认为，把农业和商业相比，不仅农业对国家更重要，而且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比商人的生活方式高尚。这就是为什么要以农业为上。（见《吕氏春秋》第26篇，第3节）这一章的作者看出：人的生活方式受经济背景的制约；而他以农业为上的思想又显示那个时代的经济背景对他的思想制约。
从《吕氏春秋》的观察中，反映出中国哲学里道家和儒家关于社会经济两派思想的根源。这两派思想主张如同两极那样背反，但它们又像同一个轴的两极，两个方面都同样反映了农民的思想。
“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40章）
在比较儒道两家的不同思想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两家共同的一种理论思想，就是都注意到，无论在自然和人生的领域里，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就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借用黑格尔的哲学术语，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这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主题，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一个主题。它无疑受到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启发。对农民来说，注意这些自然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必需。在《易传》中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又说：“日盈则昃，月盈则食。”（《封卦·彖辞》）《易传》中称这样的运动为“复”，《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在《道德经》40章，我们也读到类似的话，说：“反者道之动。”
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影响，帮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中国人深信这个理论，因此经常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在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中，这种希望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武器，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期，还深信：“黎明即将到来。”正是由这种信仰形成的意志帮助中国人民度过了这场战争。
这个理论还对儒家和道家都主张的中庸之道提供了主要论据。“不为已甚”（见《孟子·离娄下》）“毋太过”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格言；“过犹不及”，但处事宁愿不及，也不要过甚，因为行事过分，就将适得其反。
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背景（2）
对自然的理想化
道家和儒家不同，因为他们是对农民生活中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农民生活简单，思想纯真。道家从这一点出发，谴责文明，鼓吹反朴归真；并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而鄙视知识。《道德经》第80章说：“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难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不是对农民社会的田园诗式颂歌吗？
农民时时和自然打交道，他们爱慕自然。道家把这种爱慕发挥到淋漓尽致；同时把属于自然和属于人的东西严格区分，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人为的。自然令人快乐，人为给人痛苦。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子评论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道家这种思想最后发展到主张“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与宇宙合一。
家族制度
农民靠土地生活，而土地是无法挪动的。地主阶级出身的读书人也无法离开土地。一个人若没有特殊的才能，他无法离开祖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他的子孙也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说，同一个家庭的后代，由于经济的原因，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虽不是家庭，却也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作是兄弟关系。这还只是主要的家庭关系，此外还有许多。在中国最古老的辞书、著于公元前的《尔雅》一书中，有关家庭各种关系的名称有一百多种，其中多数在英语中没有相当的词语。
中国的祖先崇拜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族人，他们追溯首先在这地方定居的祖先，敬拜他。祖先成为家族的共同象征，为一个巨大复杂的组织，这样一个象征是必不可少的。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社会制度和它的理论表现都是自然而然的。正是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正统的哲学，一直保持到近代欧洲和北美工业化的潮流侵入中国，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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