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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
的时候。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
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下一些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上一些
冷水，用她那双方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烘烘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
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的前面。
“死懒！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⑥，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
东洋厂家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增加起来。据说，这是一
种极合经营原则和经济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构成的人
类。所以当他们忍耐到超过了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
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
箭折不断的理论，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此外，产业工人
的“流动性”，这是近代工业经营最嫌恶的条件，但是，他们是决不肯追寻
造成“流动性”的根源的。一个有殖民地人事经验的自称是“温情主义者”
的日本人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在这次争议（五卅）中，警察力没有任
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结论呢？
用温情主义吗？不，不！他们所采用的，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
身工”来代替“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
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
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子，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
去做工。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事倒是每个包
身工都有遭遇的机会），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
风而躺在床（？）上了。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
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不能挣起来了，她很见机地将
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
在这种工房里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很快的一个打杂的走
过来了。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
势力的“白相人”⑦，所以在这种地方他们差不多有生杀自由的权利。芦柴
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举起往地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打杂的跟
上去就是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
很快地就停止了，后来据说，那是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
的足趾！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
泼在芦柴棒的头上。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
反射地跳起来，于是在门口擦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还不是假病！好好的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的乡邻，这一
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厂家除出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
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
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将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带工的老板。这样，
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
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的劳动力”，
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
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或者“养成工”。试验工的
期间表示了厂家在试验你有没有工作的能力，养成工的期间那就表示了准备
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最初的工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
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
棉、松花衣之类，几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条子间、粗纱间去工作。
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
做的，可是在上海，他们就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
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
身上去了。
五点钟，第一回声很有劲地叫了。红砖罐头的盖子——那扇铁门一推开，
就像放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锁链的奴隶。每人手里拿一本打印
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
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
河流——同在东洋厂家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但是，住在这地域
附近的人，对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头人的衣服多
少的整洁一点，有人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
娘们有时爱搽一点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
她们没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青莲的短衫，下
面是元色或者柳条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
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
的机会。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也许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
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轻别人，这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也是下意识
地存在着的。她们想：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
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印度门警⑧把守着
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
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粘着照片的入厂凭证。这凭证已经有
十一年的历史了。顾正红事件之后，内外棉摇班（罢工）了，可是其他的东
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混
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厂的提议，工
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了。——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中国厂当然没有，英国厂，譬如怡和，工人进厂的时候还可以随便地带个把
亲戚或者自己的儿女去学习（当然不给工资），怡和厂里随处可以看见七八
岁甚至五六岁的童工，这当然是不取工钱的“赠品”。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的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的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
适而愉快的。可是，在从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
了。纱厂工人的三大威胁，——就是音响、尘埃和湿气。
到杨树浦去的电车经过齐齐哈尔路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一种“沙沙”
的急雨和“隆隆”的雷响混合在一起的声音。一进厂，猛烈的骚音，就会消
灭——不，麻痹了你的听觉，马达的吼叫，皮带的拍击，锭子的转动，齿轮
的轧轹。。一切使人难受的声音，好像被压缩了的空气一般的紧装在这红砖
墙的厂房里面，分辨不出这是什么声音，也决没有使你听觉有分别这些音响
的余裕。纺纱间里的“落纱”（专管落纱的熟练工）和“荡管”（巡回管理
的上级女工，日本人叫做“见回”），命令工人的时候，不用言语，不用手
势，而用经常衔在嘴里的口哨，因为只有口哨的锐厉的高音才能突破这种紧
张了的空气。
尘埃，那种使人难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纺粗纺间的空间，肉
眼也可看出飞扬着无数的“棉絮”，扫地的女工经常地将扫帚的一端按在地
上像揩地板一样地推着，一个人在一条“弄堂”（两部纺机的中间）中间反
复地走着，细雪一般的棉絮依旧可以看出积在地上。弹花间、拆包间和钢丝
车间更可不必讲了。拆包间的工作，是将打成包捆的原棉拆开，用手扯松，
拣去里面的夹杂成分；这种工作，现在的东洋厂差不多已经完全派给包身工
去做了，因为她们“听话”，肯做别的工人不愿做的工作。在那种车间里，
不论你穿什么衣服，一刻儿就会一律变成灰白。爱作弄人的小恶魔一般的在
室中飞舞着的花絮，“无孔不入”地向着她们的五官钻进，头发、鼻孔、睫
毛和每一个毛孔，都是这些纱花寄托的场所；要知道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
觉，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当你工作到出汗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
和翻松一个木棉絮的枕芯，而使这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纱厂女工没
有一个有健康的颜色，做十二小时的工，据调查每人平均要吸入○·一五克
的花絮！
湿气的压迫，也是纱厂工人——尤其是织布间工人最大的威胁。她们每
天过着黄霉，每天接触着一种饱和着水蒸气的热气。按照棉纱的特性，张力
和湿度是成正比例的。说得平直一点，棉纱在潮湿状态比较不容易扯断，所
以车间里必需有喷雾器的装置。在织布间，每部织机的头上就有一个不断地
放射蒸气的喷口，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他人！身上有一点被蚊虱咬开或
者机器碰伤而破皮的时候，很快地就会引起溃烂。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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