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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
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
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
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
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
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
“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
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已经变成古
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原
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
季稗史汇编》，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
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
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儿在玩的。这位祖母
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令夫人后日的丰姿，也
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
就在此。
但我并不说古来如此，现在遂无可为，劝人们对于“过去”生敬畏心，
以为它已经铸定了我们的运命。LeBon 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
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又据章士钊总长说，则美国的什么地方已
在禁讲进化论了，这实在是吓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进却总要进的。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
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
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
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
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
十二月八日
二捧与挖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
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
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
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到这样，他们这才安心了。
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
得以安心。
伶俐的人们，自然也有谋利而捧的，如捧阔老，捧戏子，捧总长之类；
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尝“读经”的，则凡有捧的行为的“动机”，大
概是不过想免害。即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论，也大抵是凶恶的，火神瘟神不待
言，连财神也是蛇呀刺猬呀似的骇人的畜类；观音菩萨倒还可爱，然而那是
从印度输入的，并非我们的“国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
好东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东西，则被捧而后，那结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适得
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还能使他们很不安，因为人心本来不易餍足。然而
人们终于至今没有悟，还以捧为苟安之一道。
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名目忘记了，也许是《笑林广记》罢，说，当
一个知县的寿辰，因为他是子年生，属鼠的，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
去作贺礼。知县收受之后，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
寿；她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其实，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决不敢想
金牛。一送开手，可就难于收拾了，无论金牛无力致送，即使送了，怕他的
姨太太也会属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内，似乎不近情理罢，但这是我替他设
想的法子罢了，知县当然别有我们所莫测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时候，我在S 城，来了一个都督。他虽然也出身绿林大学，未
尝“读经”（？），但倒是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可是自绅士以至于庶民，
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
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其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
皮。
最奇怪的是北几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顶高得多了。当初自然是防
其溃决，所以壅上一点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溃决，那祸害就更大。于
是就“抢堤”咧，“护堤”咧，“严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吃苦。如
果当初见河水泛滥，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为决不至于这样。
有贪图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给。那么，此辈也就连生
日都未必做了。单是省却拜寿，已经是一件大快事。
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于挖。其实，
劳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从惰性太多的人们看来，却以为还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最先与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
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拚命奔驰，则马
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针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
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
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
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
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
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
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
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
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
还至于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
使红十字队月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
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
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
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
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
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
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
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四流产与断种
近来对于青年的创作，忽然降下一个“流产”的恶谥，哄然应和的就有
一大群。我现在相信，发明这话的是没有什么恶意的，不过偶尔说一说；应
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世事本来大概就这样。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
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智识高超而眼光远大的先生们开导我们：生下来的倘不是圣贤、豪杰、
天才，就不要生；写出来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写；改革的事倘不是一
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
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
——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
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
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
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
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
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
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
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
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
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
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
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
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
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
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呼唤改革韧性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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