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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女子就业与经济独立
五四以前，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女工，但社会其他职业向妇女开放的都极有限，从事较多的是小学教员和保育员，再就是医务工作。女医生主要从事妇科及小儿科专业，也有少数祖传女中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妇女来说，仍只是在家里做主妇，抚养孩子与操持家务，包括许多女校毕业生，因为就业范围限制，只能出嫁成家，生儿育女。 女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对于妇女如何能获得经济独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种种设想，还把西方妇女理论家对妇女参加社会职业的观点介绍到中国。许多知识妇女尝试从商、经营。一九二○年，广州有几位女师毕业生自动发起，集资在广州较繁华的惠爱马路上创办女子竞业商店，经营杂货，但由于资本不充裕，又缺乏经营经验，不到一年便在竞争中倒闭了。但这毕竟是女子自谋职业的最早的尝试。一九二一年春，广三铁路用考试的方法录取了高小水平以上的四十名女子，首开录用女职员的先例。不久，上海等地银行和商店也相继向妇女敞开大门。上海银行女子部的职员严顺贞和欧谭惠然又发起成立了女子商业银行，她们集资五十万元，开设练习生班，招收初中毕业的女青年学习银行业务。总之，除女工和教员外，银行、商店、照像馆、电话局等都陆续招收女职员。正如陈友琴于一九二四年发表于《妇女杂志》十卷一号上的《最近十年内的妇女界》一文中所述：“十年前，除了教师及医生，只有少数人从事卑微的不熟练的劳动，现在却已有男子职业的一小部分向女子开放了，如银行员、铁路事务员、商店的店伙以及公司会社的职员等……就是大学的教授里，以及官署中的官吏等，也颇有以女子充任的事情，这都是十年以前所没有的。” 然而，由于中国家庭的组合形式还是封建旧式家庭，男持外、女持内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能力尚落后于西方，家庭并未普及自来水、煤气、电灯、电炉等设施，妇女还要承担洗烧煮扫、养育幼儿、侍奉老人等家务事，因此，不少职业妇女最终还是回到家庭。比如女教员，一周担任二十几个小时的课，回家还要带孩子、烧饭、洗衣、打扫庭院，晚上批改作业本和备课，稍有空暇，还要打毛衣，做小孩衣裤鞋袜。 即使雇有女仆，许多事还是要亲自做的。如果怀了孕，生儿育女，哺乳操持，那么，就业的意志锐减。一般妇女婚后就不再就业了。这样，妇女自立意识不强，大多数妇女仍把理想建立在嫁一个好丈夫上。 但是，妇女参加社会经济生活，谋取社会职业，这是妇女解放的必经途径，也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关键。五四以后，妇女走出家庭，谋职求生，取得经济独立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4．妇女参政 自辛亥革命以后女子参政低落，但是，由于女子能入学接受高等教育，女界中也逐步产生不少人才，她们对女子参政，伸张女权一直没有停止过。 女子参政对社会、对女性自身究竟有什么影响呢？她们认为有八个方面： （一）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思想上的影响：选举制度有一种政治教育作用，女子得选举权后，对于种种政治问题应比从前留意，于是，她们的眼界可以扩大，知识可以增加，判断力可以较前敏捷。 （二）女子参政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反对女权的人以为女子参政后，家庭生活必大受影响，不知女子如不以政客自任，则执行选权，事亦至简，不必妨及家庭职务。又有人疑夫妻如政见冲突，易生离异；不知男女若都有政治思想，结婚时彼此思想必多一致，思想一致，夫妇关系转而随之巩固。 （三）妇女参政对于女子生活的影响：参政后，女子职业的范围较前扩大，如司法行政各种官吏，女子都可充任，女子求生校前容易。同工同酬的原则也可能实现。 （四）女子参政对于女子权利人格的保障：参政后，可使结婚的女子财产权与男子平等；父母可以不吝惜女子上学；孕母与寡妇可得特别辅助。 （五）女子参政对于儿童保护的贡献：女权派认为儿童教育、儿童卫生、贫儿救济、儿童道德种种问题，须待女子参政始能完满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女子切身问题，而女子的性情能力最能帮助这些问题好好解决。 （六）女子参政对于男子恶德的纠正：男子种种恶德，其影响不仅及于本身，并且间接害及妻子，要求参政的女子对于禁妓、禁酒、禁赌、禁烟等事，都要竭力主张。 （七）女子参政对于政治道德的贡献：女权派以为女子道德较男子纯粹，倘令女子加入政治，尚可刷清政治上恶习，增进一般人的政治道德。 （八）女子参政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一般关心人类前途，关怀人道的人，在女子身上寄极大的希望，他们以为爱和平的心理，女子远胜男子，如令女子参政，人类战争或可消灭。（引自王世杰《女子参政之研究》，北大出版部） 五四期间，以女学生为主干的女子参政热潮复又掀起，除了在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下直接参与爱国政治活动外，还筹建女子参政组织，由北京中国大学、法政专科学校以及女高师等部分女大学生组织了“参政协进会”。她们在宣言上表明目的：（一）推翻专为男子而设的宪法，以求女权的保障；（二）打破专以男嗣为限的袭产权，以求经济独立；（三）打破专治家政的教育制度，以求知识的平等。 继尔，上海也建立了“妇女参政会”。一九二二年十月底，又成立“女权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江苏教育会召开，与会者四百多人，推举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为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她提出“国家、社会、家庭方面，女子俱有与男子同等参与必要”的主张。当时，许多知识妇女为妇女的解放或奔走演讲，或著书立说，积极寻求中国女性的出路。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宋庆龄女士陪孙中山先生访问日本时，曾在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以流利的英语向一千多名女学生作过呼吁妇女解放的演说，她说：“一个民族的发展莫过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当今世界之大国，无不承认这个真理。我高兴地发现日本妇女能积极关心与其日常生活有关的事情以及国家的共同福利事业。中国妇女正跟你们并肩作战，推倒古代反对我们妇女，反对我们参与政治事务的歧视的围墙……让我们表达这样一个希望，即日本和中国的妇女要努力创造一个不受制于兽性而受导于理性的人类世界。” 据统计，自五四运动到—九二三年，各地建立的主要女权组织有：广东女界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全浙女界联合会（一九二一年）、湖南女界联合会（一九二一年）、北平女子参政协进会（一九二二年）、北平女权运动同盟会（一九二二年）、上海女子参政协进会（一九二二年）、江西女子参政协进会（一九二二年）、四川省女界联合会（一九二三年）、四川民权运动女界大同盟（一九二三年）等大约有二十几个较有影响的倡导女权和女子参政的组织。在此势态下，妇女正式出任政界要职的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这在中国几千年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是一次创举，也是中国女性恢复独立人格的开始。
第六部分：女性的发现花界的觉醒
废娼运动作为现代妇女解放的一个内容，在五四时期也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不仅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倡导、呼吁废娼，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反对妇女卖淫和男子嫖娼的呼声此起彼伏。有的杂志开辟专栏，讨论妇女解放和废娼问题。一九一八年，上海《大陆报》发表了一篇痛论娼妓性病传染情形，主张禁闭妓院的论文，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此同时，许多报刊杂志也纷纷载文揭露娼妓制度的罪恶与危害。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和封建制度，但是，清末施行的公娼制度被保留下来了。据鲍祖宝的《娼妓问题》等资料统计，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北平约有娼妓一万一千人，其中公娼约四千人，私娼约七千人。一九二○年以前，上海共有公娼达六万余人。一九一九年，北平娼妓与居住总人口的比例达1∶81；而与女性人口比，达1∶21。也就是说，每二十一名女性中就有一名娼妓。上海和北平的公娼人数密度居世界之首。这是令人吃惊与痛心的现实！ 一九一九年四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娟问题》一文，他认为：“到了今日，人类社会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他阐述了废娼的五大理由，并提出废娼办法：“第一，禁止人身买卖；第二，把现在的娼妓户口调查清楚，不许再行增添；第三，拿公款建立极大的感化院，专收退出娼寮的妓女，在院经一定的时期教她们工艺和人生必需的知识，然后为她们择配；第四，实行女子强迫教育，入公立学校概不收费。”这些还只是些治标的办法，根本的办法是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非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一九二○年八月，李无三在《妇女杂志》上发表《废娼运动意见》一文，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那么，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手实行改造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