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汉口：一九一九年前共有妓女一万零五百人。（郭箴一《中国妇女问题》） 此外，据鲍祖宝《娼妓问题》一书公布：一九一五年北京、上海公娼与居民的比例同世界几大名城之比： 伦敦：一比九○六（即九百零六名居民中有一名公娼）； 柏林：一比五八二；巴黎：一比四八一； 芝加哥：一比四三七；东京：一比二七七； 北京：一比二五八；上海：一比一三七。 也就是说，仅公娼一项，上海的公娼密度居世界之首。如果把私娼也计算人内，那么，北京、上海差不多五十个女性中就有一名娼妓，这是令人震惊的。 由于娼妓业日兴，公娼与公娼之间，公娼与私娼之间以及妓院与妓院之间竞争异常激烈，各地都形成帮派，竞相以地方风格特色来吸引嫖客。 如上海，烟花业十分发达，各地来沪的妓女汇聚一处，有苏州帮、扬州帮、南京帮、宁波帮、湖州帮、江西帮、湖北帮等，各帮争奇斗妍，各显神通。 翁了翁著《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中记叙妓女们书场之竞争：“书场初创时代，书寓中人数无多，故无党派之分。无论苏、常、吴、扬皆同莅一场。其后人数渐众，不免互相倾轧。初时惟苏、常、吴和扬州两派相竞争，扬州究不能与苏、吴、常为敌。扬州帮派既被排斥，苏、常、吴三帮，日久又各分立门户。其后，吴江人中途失败。书寓仅存苏、常两帮。此两帮中，以艺论，常熟人为上，苏州人次之；以色论，苏州人为上，常熟人次之。 苏、常两帮，彼此皆旗鼓相当，然常熟帮人数较少，苏州帮人数较众。竞争结果，苏州帮竟全军奏凯矣。相沿至今，娼妓遂为苏帮之专利品。” 苏州妓女吴侬软语，姿色可人，又兼人多势众，因此，在上海妓业中，居于正统地位。 北京妓女也有南北帮之分，南帮活跃，而失之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仪态万方，酬应周至；北帮则床笫之外无技能，偎抱之外无酬酢。此外，天津、广州、汉口等地娼妓间均有帮派之争。 除集体性的帮派之争外，还有属于妓女个人凭自己的风姿、容貌、技艺和人缘关系来取胜的“花榜”之争，这对妓界的刺激与鼓舞更大。花榜分以美色为主的艳榜与以技艺为主的艺榜，一时，妓女间争相竞选，各显风骚。一旦选中，妓女会因此而声名远扬，所在妓院门庭若市，名利双收。又兼报社、商界推波助澜，使得妓界竞争达到高潮，妓业的商业化色彩进一步加深，妓女的素质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畸变。 那么，导致近代妓业兴盛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 第一，近代以来清政府的解禁弛娼，使娼妓活动公开化，促进了娼妓业的发展。并且，首先在租界施行的公娼制度使娼妓业合法化，促使各地公娼私娼并蓄，妓业迅速扩张。 第二，口岸通商，对外贸易开放后，东南沿海一带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各大城市“租界”成了妓女集聚之地，往往妓院数百家，妓女数千人，“花捐”收人数目可观。又加上地方官僚巨贾往往以开设妓院来兴商业，发展城市经济，这就更促使妓业之盛。 第三，下层人民因经济贫困而被迫为娼。由于近代工业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清政府腐败无能，妥协于外族入侵，转嫁经济危机。因而，不少农民流入城市谋生。而对于妇女们来说，求职谋生十分困难，又加上卖淫收入高于一般体力劳动收入，因此，妓业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使城镇市民中的女工，也纷纷投入妓业赚钱，一边做工，一边业余卖淫，使妓女队伍不断扩大。 第四，随城市的繁荣，商业贸易日益发达，工厂企业急剧扩展，从职男女比例差距越来越大，众多的单身男子构成了庞大的买淫队伍。又兼社会秩序混乱，大量妇女被拐骗为娼，形形色色的私妓暗娼日益增多，这就使娼妓业畸形发展和兴盛。
第四部分：妓女·妾近代妓女的基本特征（图）
第一，近代妓女（包括公娼和私娼）由于部分是为生活所迫而人海为娼的，因此她们大多出身于下层家庭，其中农民、工人、小商贩以及城市贫民占比例较大。 第二，无论是公娼还是私娼，近代妓女的文化艺术修养都较低，远远不及古代艺妓。而且，文盲的比例很大，据不完全统计，妓女中文盲的比例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原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除少数官僚贵族、书香门第之女知书识字外，普通中下层家庭的女子自然是没有文化素养的，她们的认识能力也因此而低下，易受骗，易受诱惑。特别是从农村拐骗来的女子或破产逃荒入城市的女子，她们没有文化，即使有招工机会也难以胜任，因此，为了生存，她只能卖身为娼。至于艺术才能，除少部分头等妓女善弹会唱外，绝大多数妓女音盲、乐盲和艺盲。从总体上看，近代妓女的素质较低，她们只能从事卖淫以求生存。 第三，近代妓女以卖色为生，因此，她们的卖淫年龄集中在十六岁至三十岁之间，这是女人最富有性魅力的时期，而三十岁以后，姿色已衰，妓业竞争又十分激烈，与青春美艳的妓女相比，她们已失去吸引力，无人问津了，因而，近代妓女的妓龄基本上是在十年以下。 第四，近代妓女中不乏乐于卖淫、心理变态者。有的女子或为生活所逼，或为人所骗失身后，感到无颜见人，自轻自贱。因而，她们转而迷恋娼妓生涯。她们身处妓院，周围都是卖淫为业的姐妹，反而没有了耻辱感，又兼文化素养低下，因此，专心于肉体买卖，千方百计榨取钱财，贪图一时享乐，她们淫荡成习，不愿改邪归正，失去了一个正常女性应有的灵魂。还有一部分女子是受西方性解放、性自由观念影响后，自愿到较为隐秘的妓院偷尝禁果，寻求性快乐。有不少上流社会女子，因家庭生活沉闷，性生活压抑得不到满足而乐意应邀去妓院。她们纯是为满足性欲，哪怕是贴钱给中意的男子也心甘情愿。因此，这部分人实质上成了住家高级妓女。
第四部分：妓女·妾近代妓女的畸形生活（图）
从古代的女乐倡优发展而来，中国的妓女已从以艺为主慢慢转向色艺兼营和卖淫为主、卖艺为辅，直至近代，妓女中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从事赤裸裸的卖淫，以至于娼妓已成为卖淫的同义词。而少数擅长技艺的妓女，也慢慢分立，发展为卖艺不卖色的专业女伶，脱离了妓女队伍。因此，近代妓女已蜕变为一群纯肉体买卖的畸形女性。 近代娼妓既是卖淫为业，她们的生活也具有双重色彩，既有受虐待、迫害和侮辱的一面；又有坑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一面。为了赚钱，她们凄惨地遭受龟鸨和嫖客的蹂躏、摧残。如刘国兴所著《清末以来的广州娼妓》一文中记载：“对于不听从她们摆布的妓女（包括不愿接客，或钟情某一嫖客，过从甚密，不愿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娼鸨从中榨钱等），娼鸨所采取的压逼手段，也因人因事的不同，或软或硬，软硬兼施，不一而足。有时用甜言蜜语，以打动妓女的心；有时用禁闭或断绝妓女的饮食供应相逼迫……最残酷的是对妓女采取打猫不打人的毒刑。所谓打猫不打人，就是把妓女捆在床上，将一只猫放在她的裤裆内，扎紧裤头及裤管，然后鞭打那只猫。猫受痛在妓女裤裆内挣扎，自然会用利爪在妓女阴部乱抓，使妓女不堪创痛，向娼鸨屈服。 有的鸨母虐待妓女，稍不如意便用烧红的铁条拷打妓女，或烈日下罚跪，吊打，用烟蒂烫。北京妓女卢金舫控诉老鸨王张氏和老板王玉峰残害妓女时说：“她在屋顶上安一个滑车，常常是将姐妹们捆起来吊上去，晕过去再放下来，这样反复吊打。有一次，我未留客，被罚跪四个钟头，不许上厕所，自己忍不住去了，回来后，鸨母就用刀背敲了我一顿，又拿烧红的火筷子在腿上烫……桂花十二岁被老板强奸了，长子宫瘤不给治，病得久了，便死在炕上。但还说她装死，就打了一顿，揭开被子看时，人早就僵死了……” 有的妓女刚入娼门，年幼无知，不敢接客，龟鸨残忍地叫人轮奸，直至告饶接客。在遭受惨重的生理和心理蹂躏后，她便认了命，如同一台性机器般不停地接客。除了龟鸨外，妓女们还时时受到嫖客的虐待，打骂侮辱，性变态者野兽般的折磨，有时，妓女们平均每人每天接客十几个，身不由己地供人摆布。许多妓女染上性病后，不但得不到治疗，还得继续接客，直至溃烂致残或死亡。如上海有个叫王莉莉的妓女，得梅毒后，下身的肉烂出许多小洞，遍体长满杨梅疮。鸨母竟用烧红的铁条把杨梅疮烫焦，再用剪刀剪，撒上食盐和明矾，一边烙，一边惨叫，王莉莉就这样活活地被折腾死了。 但是，从事妓业的女子，不管原先如何纯洁善良，一旦跨人这个充满肉欲、铜臭的肮脏境地，在社会的最底层卑贱、屈辱、畸形地生存，又耳闻目睹形形色色嫖客的恶劣行径以及龟鸨和同类的影响，妓女们也都逐渐养成了虚情假意，说谎行骗或昧着良心设计坑人等恶习。 有的妓女瞄准嫖客口袋里的钱，假作一见钟情，千娇百媚，奉承侍候，她们把男人侍弄得心摇神荡，花钱如流水。一旦钱财榨干，她们便恶言冷语将其逐出娼门。有的妓女采用多次择富而嫁的方式榨钱，俗称“浴”，实质上是骗人钱财的假从良。《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中，描述清末民初上海名妓林黛玉借“浴”骗钱：“己亥（一八九九）冬，复适南浔邱某为妾，身价八千金。邱之家资，不可胜计。林之嫁也，利其多金。既入门，旦夕私运所有至沪，备下堂计。居未一年，与缝工通，与邱之戚串通。邱风闻一二，诱以食阿芙膏（鸦片）。讵烟瘾虽进，淫念未灭，依然不减本相。邱愤而锢之，卒为林勾通守者，遁至海上。所有首饰蓄积，私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