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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此处，我正好点醒一句：红楼，红楼，人人口中会说红楼，但问他，此楼为何而非“红”不可？就未必答得上来了。
昔人爱举白居易的“红楼富家女”之句来作解说，我则喜引晚唐韦庄的诗，比白居易的诗有味得多——
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美人情易伤，暗上红楼立。
明白了这些文化关联，才会领略雪芹所用“红楼梦”三字的本旨以及他的文心匠意。
好了，由韦庄的佳句正又引出一个“情”字来了。
情是什么？不必到字书词典里去查“定义”“界说”。此字从“心”从“青”而造。中华语文的心，与西医的“心脏”不同，它管的是感情的事。而感情亦即人的灵性的重要构成部分。再者，凡从“青”的字，都表最精华的涵义，“精”本来之精，又喻人之精。“睛”乃目之精。“清”，乃水之精。“晴”，乃日之精。“倩”“靓”，也都表示精神所生之美。那么，我不妨给“情”下个新定义：“情，人之灵性的精华也。”
在中华文学中，“情”是内心，与外物、外境相对而言。现代的话，略如主观、客观之别。但在雪芹此书而言，“情”尤其特指人对人的感情，有点像时下说的“人际关系”。
在中国小说范围所用术语中，有一个叫做“言情小说”。这原是相对“讲史”、“志怪”、“传奇”等等名目而言的，后世却把它狭隘化了，将“言情”解得如同西方的“恋爱小说”了。
那么，雪芹所写，所谓“大旨谈情”，是否是“男女爱情”呢？不就是“宝黛爱情悲剧”吗？这有何疑可辩？
答曰：不是，不是。
我提请你注意：二十年代鲁迅首创《中国小说史略》时，他将第二十四章整个儿专给了《红楼梦》，而其标题，不但不是“爱情小说”，连“言情”也不是——用的却是“人情小说”！
这道理安在？请你深细体会参悟。
上文讲“红”时，已引及了宝玉在幻境饮的茶酒是“干红一窟”、“万艳同杯”，百年前刘鹗作《老残游记》，在自序中早已解明：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刘先生是了不起的明眼慧心之人。
既然如此，雪芹写书的动机与目的，绝不会是单为了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小悲剧”（鲁迅语也）。他是为“普天下女子”（金圣叹语式也）痛哭，为她们的不幸而流泪，为她们的命运而悲愤。
这是人类所具有的最高级的博大崇伟的深情。懂了它，才懂了《红楼梦》。
至此，也许有人会问：你既提出这三纲，那它们是各自孤立的？还是相互关联的？如是前者，似觉无谓亦无味；如是后者，那关联又是怎样的呢？
我谨答曰：当然是相互关联的。试想，此是三种天地间突出特显之物的精华极品，即矿石之精，植物之华，动物之灵。三者是互喻而相联的。好花亦以玉为譬，如“瑶华”、“琪花”、“琼林玉树”皆是也。南宋姜夔咏梅的词，就把梅瓣比做“缀玉’——梅兰芳京戏大师的“缀玉轩”，即从他取义。所以人既为万物之灵，遂亦最能赏惜物之精与植之华，如见其毁坏，即无限悲伤悯惜。“玉碎珠沉”，“水流花落”，这是人（我们中华人）的最大悲感之所在！
“众芳芜秽”，“花落水流红”，“流水落花春去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更愁人！”“无可奈何花落去！”……
雪芹的《红楼梦》正是把三者的相互关联作为宗旨，而写得最为奇妙的一部天才的绝作。
这就是《红楼》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道理。
为了讲说《红楼》艺术，先对此“三纲”得一总揽的认识，那是太必要了。
〔１〕一位英国译者认为，基于不便明言的理由，“怡红院”只能译成“怡绿院”，他真的这么做了。但他似乎也意识到，书名是不好译成“绿楼梦”的，他很聪明，他“绕过去了”，他译成了“石头的故事’。但从这一点，更看出《红楼梦》的文化涵量之丰富与“红”的关键性质了。
第二章 “奇书文体”与《红楼》“三要”
1993年8月25日，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Andrew H。Plaks）教授的来函并论文打印本。他是小说叙事美学的专家，兼通汉学，尤其对中国明清章回小说有独到的研究，是我佩服的学友。他的新论文的命题是：《红楼梦与“奇书”文体》（此论文是用中文撰写的）。他写于10月10日的来札中说：
祝颂您和阖府近来迪吉。上月在北京出席中国小说会议时，未能前往拜访致敬，心有歉怀。（引者按：他前此不久到京曾来晤谈。这二次来时，也曾电话询问，欲谋一面。但因我外出，未能如愿。）现将与会的小论文一份寄奉，如您有片刻之暇而一寓目，则您会看出我对本主题的思路是受了您那部对《红楼梦》的重要阐释的著作的启迪。——引者译自原英文信件。
浦教授指的是拙著《红横梦与中华文化》一书。此书虽于1989年出版（北京、台北分出），但我于1987年4月1日曾到普林斯顿大学，在校中的“壮思堂”作了《红楼梦结构学》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那次浦教授是邀请人和主持者，虽然他早就研究小说结构学；但我的结构论可能增添了他的思考意兴；而我那本书，也就是彼时在海外动笔撰写的。
浦教授寄来的论文，非常重要，本章文字即拟就此略作介述，并参以讨论。因为要讲《红楼》艺术，这实在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是研究界的一项崭新的课题，在我们之前，是无人从这个角度做过研讨的。
浦教授首先致憾于一点：中国的小说名著“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的体裁与文格，至今还没有一个特定的名称，——光是叫它“古典小说”、“章回小说”是太宽泛、太不足以标示其特点了。因此，他创立了一新名词：“奇书文体”。
这是一个很新的文学概念，它似乎可以与“唐传奇”、“元杂剧”等成为“平起平坐”的具有极大特色的文体分类。它是否百分之百的完美而无语病？当然可以讨论，但我觉得这至少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方便性。
然后他就在论文中以主要的篇幅集中在结构分析上，将《红楼梦》与四大奇书顺次比较：规其规律与先后继承的迹象。这疑疑是一种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
他很重视“太平闲人”张新之评点《红楼梦》的一种见解，以为雪芹作书是“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慨叹治文学史者对此置之不理。他文为“脱胎”之说引及了宋人黄庭坚论诗有“脱胎（一作‘夺胎’）换骨”之说，并解释道：
黄氏之言的原意似乎在于指出诗词创作过程中之化身蜕形；而“脱胎”二字则借自佛理轮回思想中的投胎托生观念，可以解释为继承不灭的诗体本位。如果我们再引伸这种出于自然生育的生物学比喻，那“胎”字就表示一本有机生物从母体接承的胎形，用遗传学的话语便是细胞基因编制的深层结构程序，即是宰制有机体日后发育约遗传密码。现在拿这比喻去回顾《红楼梦》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设说这部书从小说传统的母体所承受的骨肉，主要是属于结构方面。
这段话从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指出了小说结构学的异常的重要性。这在西方，也许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吧？——他接着说：换句话说，我以为《红楼梦）从《水浒》《西游》和《金瓶梅》继承的美学模范可以归结为一种特定的文体。
他一向对此特定文体还没有一个必要的专称而抱憾。他曾在专著《明代四大奇书》中称之为“文人小说”，用意是来区别于真正的“通俗小说”。他说：“我把这一组作品〔引者按：指四大书加上清代的《红楼》与《儒林》）泛称为‘文人小说’，以强调这一文类，无论是它的美学手法或是它的思想抱负，都反应〔引者按：原文如此，不作“反映”）明清读书人的文学修养。”“我取‘文人小说’这名称的用意，并非要否认四大奇书演变自民间文化里的通俗叙述资料这一事实，而只是特指这些作品的最完整的‘写定述’〔１〕——即嘉靖和万历年间问世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以及世德堂本《西游记》—迥别于那些先后通行、名副其实的通俗小说，这一组的写定本，观其刊刻始末、版式插图、首尾贯通的结构、变化万端的叙述口吻等等，都是一门与市井说书传统悬殊的深奥文艺。因此我觉得无妨借取‘文人画’、‘文人剧’‘的用法，来推类标榜这几部小说特殊文化背景，以免辜负其文人作家的艺术成就和苦心雅意。”
我早就表示过，浦教授作为一位西方汉学小说专家，对中国文学有如此透辟中肯的论述，实为仅见，而他的论点，我是十分同意的。
他接着说——无论如何，要说《红楼梦》一书出自一位文人之手、描写一户书香家庭的生活方式、针对一群有文艺修养的读者——此外始终与任何民间故事资料无关——因各种关系必算定一部地地道道的“文人小说”，这种说法想来不会有人反对。所以在这个报告里我拟探讨《红楼梦》从典范“文人小说”四大奇书——特别是《金瓶梅》——所承受的文体惯例和美学模型；为了论述的方便我将题目分成结构、修辞法和思想内容三个层次。
他所注意的三个层次，我将于另处介绍讨论，如今特别需要尽先标举的，乃是他对《红楼梦》提出的三个特点，即：一，作者是一位文人；二，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