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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的历史层面来看，美国根子上是个孤立主义国家。当年的独立战争，就是要脱离欧洲另过日子。到“一战”时，美国完全有能力充当世界首霸，但就是不愿出头。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之所以破产，和美国人不愿承担国际义务不无关系。后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打上家门，美国这才赶鸭子上架，成了世界领袖，至今骑虎难下。结果，美国一方面统治了世界，一方面又不愿意为之付出代价，一打仗就怕死人，无人不想快回家过自己的太平日子。所以，用兵虽多，但费时一久，伤亡一大，政治家就感觉到付不起代价。当年出兵科索沃，美军飞机有严格的最低飞行限度，生怕被击落后总统付不起政治账。但是你的武器越精，炸弹越大，敌人的地道挖得越深，你只要人不亲临地面，敌人就不一定抓得到。美国这次的新核战略，就包括发展新一代穿地核弹，希望今后遇到麻烦，远远扔几个核弹、炸滥敌人的深层掩体了事；自己的战士也可以像奥运明星一样，早早回家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惜，如此一来，中国和俄罗斯还为什么要配合美国防止核扩散呢？你用核弹介入台海，中国可能被逼得用核弹对付“台独”，以求速战速决，不给美国以插手的时间。到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我们更不应忘记，美国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灭绝，比希特勒对犹太人干得彻底得多。如今，每一个德国人上学都要面对自己丑恶的历史，都要为过去而负罪；而在美国，大家每年还在高高兴兴地欢庆哥伦布节，学校灌输的，还是那一套美国是世界的救主是最伟大的国家之类的民族主义意识和道德优越感。那些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的将军，没有一个受到审判。你对这样一个国家手中的核武，应该有信心吗？
200２年３月１５日
“三党政治”还是“南北战争”？——美国政治的暗流与危机第30节 被出卖的“投资阶级”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更有不少人惊叹：经过IT泡沫的破灭和“9•；11”这双重打击，美国经济的衰退竟来得如此之短暂温和。然而，即使真的如此，这次衰退给美国社会留下的印迹也绝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1990年代，美国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个阶级的出现，不仅更新了美国经济，而且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图景。他们一度被视为当时还在野的共和党的政治未来。1990年代末，格拉斯曼（James Glassman）与哈西特（ Kevin Hassett）出版了一本题为 “Dow 36000”的书，为这一阶级创造意识形态，轰动一时。这两位作者先告诉股民：不要听那些分析家用股市泡沫来吓唬你们，现在的股市不仅不是泡沫，而且被大大低估了。道琼斯指数现在就应该是36000。至少，在未来５至７年内，会达到36000的水平。然后，他们又根据这一想像中的“事实”，攻击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根基：1929年经济危机引发了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大兴社会福利，加强对企业的管制，这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也许是必要的，但毕竟有违自由社会的精神。如今，股市的变化正在解构“新政”的社会基础。1965年，只有10％的美国人拥有股票，如今一半的美国人拥有股票。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利益与企业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给企业“松绑”，让自由经济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道琼斯转眼就会到36000，大家皆大欢喜。
2000年大选时，布什攻击戈尔搞针对富人的“阶级斗争”（class warfare），就是基于同样的哲学：既然美国人大半都成了股民，也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企业的拥有者，传统那种雇主与雇员（或用马克思的话说，拥有资本的剥削者与拥有劳动力的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将被彻底转化。因此，富人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也就代表了大家的利益。他进而鼓吹给富人减税，甚至要把一部分社会保险投入股市，使之随着股市增值，免得大家为此付税，一时颇有些蛊惑力。有不少人相信，当年政治资历甚浅的布什之所以能在大选中与戈尔打平，最终入主白宫，和这一“投资阶级”的政治走向不无关系。
可惜，这种企业拥有者的好梦并不长，道琼斯指数等不到“9•；11”恐怖袭击就跌破10000，许多股民80％的资产被席卷而去，大企业没完没了地裁员，不管你对它的利益是否认同。接着是安然破产，一般股民赔得血本无归，老板们却偷偷摸摸地金蝉脱壳，携巨款而去。从2000年春季开始，大约１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５０，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要过历史上最奢侈的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然而，这一新兴的“投资阶级”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人年薪5万美元以上，其中有近一半人的年薪在75万美元以上。他们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多在35岁到49岁之间。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政治，逢选举必投票，多属于共和党或民主党，很少有独立派人士，其中那些最为积极活跃的投资者们大部分是共和党人。他们吃了这一大亏之后，不会呆在家里什么也不干。要知道，他们不是亿万富翁，但手里仍然有钱；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抗议运动中长大的，有强烈的干预社会的精神，因此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会有所动作。
他们在经济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和企业界拉开距离，而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企业界的内部人士。根据《商业周刊》最近的一次民调，如今的投资者中，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到了２００１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靠客户的投资量来填满自己的腰包，因此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 cost）是世界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1990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期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Irrational Exuberance）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同时也指出了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29年后的20年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1990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上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当然，股市不振并不一定是坏事。许多经济学家依然相信目前的股票价值远远超过其实际价值，需要进行矫正。如2002年S&P 500股票的价值比实际的企业所得高了21倍，这虽然比2000年3月（其时高出25倍）有明显下跌，但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15倍）。更糟的是，从1997年到2000年间，S&P 500公司26％的有效所得（operating earnings）是靠审计财会上的欺骗而达成。但是，矫正股市，在短期内只会使投资者的财产进一步贬值，加重他们的“信仰危机”，使“投资阶级”改变原来作为资本拥有者那种“当家作主”的自我认同，在政治上重新站队，最终影响两党政治。
民主党已经认识到，感到自己被欺骗的“投资阶级”，必然有一大部分会背叛共和党。股市泡沫并不能化解原来的劳资界限，人们对那占人口1％的富人既得利益集团还是会痛恨。因而民主党摆出一副“我早就告诉过你”的姿态，称安然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