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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趣味与《水浒》最为接近的《说唐》。《说唐》也是出自说书艺人的底本，其中的“仗义疏财”与“大发横财”同样是浓墨重彩的渲染之处。如坐地分赃的绿林大盗单雄信接济秦琼，是“打一副镏金鞍辔并踏镫，又把三百六十两银子打做数块银板，放在一条缎被内”，另外以“潞绸十匹，白银五十两”送做路费。待秦叔宝老母做寿，各路强盗头子及一些“白道”好汉齐来送礼，仅柴绍一笔就是“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寿诞当日，“厅上摆满寿礼，无非是珠宝、彩缎、金银之类。”
有令人艳羡的财运还不只是秦叔宝。程咬金出道前卖竹扒，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一交江湖朋友便立刻发财。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个钱逼死英雄汉。
这就是这些好汉故事背后共同的人生感喟。这些感喟，当主要出于市井中人，因为恰恰是对于他们，货币（而不是土地或官爵）在他们的日常人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须臾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水浒世界里围绕着金银展开的种种故事，散发着强烈的市井人生的气息。
相形之下，那些主要体现文人情怀理想的文言小说如唐传奇中活跃的侠，则是杀人有之，越货却极鲜见，无他，这些小说中的侠，来去飘忽，神龙见首不见尾，寄托的是文人心中那种一空倚傍纵横六合逍遥天地的不灭的梦想，追求表现的是超逸的精神品格。这些，自然与来自市井的水浒故事大异其趣。
现在，把话题再延伸一下，看看目今风行海内外的新武侠小说，在这一点上，接近于哪一类。其实这也不难回答，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乔峰、令狐冲或者张丹枫、李寻欢等大侠，在锄暴安良或诛杀仇敌后，也象梁山好汉那样，进入室中翻箱倒柜，拣两套好衣服穿了，搜出金银，揣入腰包，这将是何观感？更不要说偷鸡摸狗、开黑店之类。再试想一下，《笑傲江湖》里向问天和令狐冲结拜后，如果向问天为表示兄弟情谊，塞给令狐冲一把银票，那又是何观感？恰恰相反，《天龙八部》里乔峰和段誉结拜时，乔峰明明已看到段誉阮囊羞涩（列位看官当还记得，结拜前二人拼酒一番后，段誉无钱结帐，一度想用绣金荷包抵押酒资），但也并不见他捧出银子来接济，这就是新武侠小说中大侠们的行事风范。金庸的笔下，只有《射雕英雄传》以及《神雕侠侣》里的江南七怪，有偷窃和赌博行径，气质上与水浒世界里的梁山好汉最为接近，但有趣的是，他们恰恰是市井中人。还有个无赖韦小宝，莫名其妙地成了江湖豪杰的一方领袖，时不时大发横财，同时也好大把撒钱，在后一点上倒是有点儿象宋江，有点儿象梁山好汉的仗义疏财，但他也恰恰出身于市井（韦小宝的这些行径，就不会发生在正宗的侠如陈近南身上）。
这样看来，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虽然白话章回体的外在形式近于《水浒传》，但内在的精神旨趣，倒是远承了文人小说中的游侠传统。（新派武侠小说家中，古龙比较注重强调金钱，笔下侠客常常豪阔无比，陆小凤请一朋友帮忙，送了五千两的银票，接下来由叙事者出面说朋友间如此也是天经地义。与金庸、梁羽生比较，古龙的作品也恰好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市井趣味。当然，这个话题不是这里能完全扯清楚的，先就此打祝）除了对金银的态度以外，梁山好汉的整体生活时空也与新派武侠小说笔下虚拟的江湖世界有诸多微妙的差别：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官府（及背后的法）至多是个虚设的乃至可有可无的背景，侠客杀个把人根本不当回事，甚至大开杀戒、屠戮至百计也不会见官府有何响动，但是梁山好汉上山前一旦手中有了一条半条人命，就不得不窜入绿林，或在紧张忧惧中极为狼狈地亡命天涯；新派武侠小说中侠客鲜有冻饿之苦，即使个别作品中（如金庸的《侠客行》、《倚天屠龙记》）写到了这方面内容，但也多是出于情节上的安排需要，很少意在传达人生艰难的感喟，侠客们多半衣食无忧（古龙笔下的武林势力常常更是莫名其妙地阔得惊人），他们的浪迹江湖，往往意味着一连串浪漫的冒险，意味着富有人生诗意的旅程，是不折不扣的“潇洒走一回”。而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时时讲述的是，好汉们冲州撞府，在路安歇，免不了“睡死人床，吃不滚汤”，宋江去清风山投靠花荣，路经一座高山，天色晚了，心中便要惊慌：“若是夏月天道，胡乱在林子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气，风霜正冽，夜间寒冷，难于打熬，倘或走出一个青虫虎豹来，如何抵挡？却不害了性命？”江湖行旅，何等艰辛！更不必说途中一个个黑店的无比凶险。而一旦走江湖的好汉（如病大虫薛永）得罪了地头蛇（如穆弘、穆春兄弟）──这种事极有可能，就会无处吃饭无处住店还有性命之忧。强悍如鲁智深，上路后两顿饭不吃，也会饿得手脚发软，在瓦官寺外初斗崔道成、丘小乙两个强人时，敌不过二人且得夺路逃命。这就是好汉出没于其间并演绎了一段段人生故事的水浒世界，它不比现代新武侠小说中一定程度提纯化了、童话化了的江湖世界，更多地传达出的，是那个时代市井中人或游民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体验，正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正是这个熙熙攘攘并且常常是野蛮的世界，使《水浒》迸发出不同凡响的饱含人生真谛的气息。”
前言
说《水浒》，几百年来说得最热闹的是宋江。
晚明大异端思想家李卓吾，大赞先造反后招安的宋江是忠义之士、英雄楷模；而清初怪才金圣叹，却又把宋江骂得狗血喷头，说他阴险狡诈，是不折不扣、十恶不赦的强盗头子。
到了现代，宋江一忽如坐了升空气球，是农民起义雄才大略的领袖，一忽又被打翻地上，踏上一只脚，成了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皇权的卫道士，赵宋王朝的忠实走狗，鹰犬，刽子手，……，一夜之间身价如从喜马拉雅山主峰狂跌至马里亚纳海沟沟底，一时间，万民声讨，众炮齐发，宋江被架上审判台，遭受批判大凌迟，一下子就成了神人共愤、遗臭万年的一堆狗屎。后来又有人出来说了，不同的《水浒》，里面的宋江也不同，金圣叹评改的七十回本里的宋江，那确实就是放射着万道金光的农民革命的领袖，除此以外，其它有排座次以后受招安、征方腊等情节的《水浒》里的宋江，通统都是坏货，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
一个宋江，几百年来，身价倏而狂涨，倏而暴跌，这个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值得在下和列位看官好好探讨。
那么，为什么几百年来对宋江的毁誉差别如此之大？
大分裂
其实这也不奇怪，《水浒传》中的宋江确实非常难分说。
还不要说宋江的整个人物形象，就是他的一些局部的具体的作为，也让人很不好解释。比如，随便举一个例子，第四十一回说到，众好汉江州劫法场、智取无为军后，分五起向梁山进发，宋江、晁盖、戴宗、花荣、李逵先行，路经一处黄门山，只听得一声锣响，三五百喽罗拥出四条好汉，正是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四人，拦住去路，指名要留下宋江。既然几个强人指名叫阵了，这时宋江就该有所反应，而书中的宋江也果然有反应了，只见：
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
真是松得不成体统。不要说武松、鲁智深、阮氏兄弟这些响当当的汉子，就是个寻常喽罗也不该如此脓包。下山拦路的四条好汉，后来在梁山泊中也就是二三流的人物，这边现摆着有花荣的神箭和枪法，再加上李逵这个杀人魔王的两把板斧，晁盖的武艺也应还过得去，对付他们，谅已足够，即使稍有不济，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好汉将带着一干人马陆续赶到，有何必要跪地哀求做此丑态？再说宋江这扑通一跪，又置晁盖、花荣等跟随在旁相护的朋友于何地？难道这几位名动江湖的朋友，都是些木雕泥塑、吃闲饭的饭桶？（而书中宋江同行的几个朋友，包括沾火星就爆的李逵，在这个过程中，也果真如木雕泥塑，就看着宋江跪下去哀求，不发一言，毫无举动。）
这段叙述就很怪，要说作者这里是存心要在宋江的鼻子上抹一道白粉，似乎没这个道理；要说作者没安这份心，宋江又确实给写成了这副不堪的德行。
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里作者本打算是给宋江镀金的，是想说宋江一人做事一人当（所以用了“挺身出去”一语），也算有种，但行文火候欠佳，一道小菜给烧糊了。
问题就在这里。稍稍细心地翻一遍《水浒》，就不难发现，书中这种因叙事技术处理不当带来的毛病，实在多得是：
一方面，说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孝义黑三郎”，是地方上的道德模范，一方面，却又见宋江预先让他父亲“告了他忤逆”，脱离父子关系，这还不算，宋江又在老父家中的佛堂下面挖了地窖，这样一来，一旦犯了事，既不至于牵连家里，又有一个藏身所在。这就怪了，列位看官中有哪位朋友听说过一个安分守己的良民、一个老实巴交的孝子会净转这种鬼花肠子？
又如，一方面，把宋江说成天下闻名领袖群雄的豪杰，一方面，又时不时说到他的一些给“好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