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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动物就是它的财产。在社会学上，“原始共产主义”这个名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旧石器时代初期家族中的领袖，已经有了占有其妻子、儿女、器具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观念。假如有其他人进入了他的势力范围，他肯定会与之展开争斗，只要有可能，他必定会将对方杀死。就像阿特金森在其著作《原始法》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部落随着年代而成长，长老也渐渐开始承认年轻一代的存在，同时承认年轻人从外掠夺而来的妻子、他们所制作的装饰品，以及他们所杀的猎物等，均为他们所有。正是由于有了财产权的相互妥协，人类社会才得以成长。这种妥协是由于他们必须合力将其他部落逐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应该讲，这是一种被迫的本能上的妥协。山丘、森林、河流等，既不是别人的，也不是自己的，那肯定就只能是“我们”的了。也许，“我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希望将它据为己有，但却不可能实现这一愿望，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被别人联合起来消灭掉。因此之故，“社会”从开始便是缓和所有权的地方。兽类与原始野蛮人的占有欲望，比现今文明化的社会中的所有权意识更为强烈。所有权意识源自人类的本能，而并非源自人类的理性。
工业革命的再次兴起财产分配之迷
对于原始的野蛮人与现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言，对财产的占有欲望是没有界限的。只要是可以获取的，不管是女人、被免去一死的俘虏、猎获的动物，亦或是森林里的空地、采石场，无一不可据为己有。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为了避免因为过多的争斗而两败俱伤，法律产生了。法律最初的作用就是决定所有权的归属。于是，在法律的保护下，人们可以拥有自己创造、捕获或最先主张的事物；在欠债者无法还债的情况下，债主就可以没收其财产，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地，如果某一块土地归某人所有，他就可以向使用该土地的人索取租金。但是随着人们熟悉了有组织的生活之后，人们也渐渐地开始认识到无限制的占有所有事物是有害的。人类在诞生时就拥有一切吗？不！那时人类一无所有。如今想要搞清楚早期文明的社会斗争，是件很困难的事，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却显示出当时已经有人认识到，债权有时可能会对社会生活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因此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放弃债权；另外，无限制的土地私有制度也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所以在后来的巴比伦对奴隶主有了严格的限制。最后，在伟大的革命家耶稣的教义里，我们可以发现前所未有的对财产的抨击之词。他说：“有钱人进天堂真是太难了！连骆驼穿过针眼都比富人进入天堂更容易。”
人类对财产的占有应被允许到何种程度？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和批判，在过去的2500年或3000年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而直到耶稣之后的1900年时间里，信奉了基督教的整个世界，才开始明白了人并不是财产。”人可以随心所欲处理自己所有的东西“这种想法，也因为财产的性质不同而失去了意义。
但是，18世纪末的世界，对这个问题还只是抱有怀疑而已。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没有清晰的判断，更没有任何解决的方法。人们最大的动机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王侯的贪欲和浪费侵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平民的私有财产不被国王的苛捐杂税侵吞。但是革命中的平等主义竟然对他们最初所要保护的私人财产也进行了批判。众多的人一生下来就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只要他们不从事劳动，所有者们便不给他们食物和住处。在这种情形下，人类怎么会有自由和平等呢？“太不合理了”，贫穷的人们发出了不平的怒吼。
某一个重要的政治团体，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开始研究”分配“之谜。他们主张废除私有财产，使一切财产归国家（当然是民主主义国家）所有，而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平均占有这些财产。
同样是追求自由与幸福的人们，一方提议财产私有化，而另一方则希望废除财产私有化。两者看来互为矛盾，但却是不争的事实。产生这个矛盾的关键在于财产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众多并且互有差异的东西。
财产并非单纯的一个东西，而是价值与结果互异的诸多所有权的大杂烩。很多东西（人的身体、艺术家的用具、衣服、牙刷等）绝对是属于个人的财产，而有很多东西如铁路、机器、住宅、园地、游艇等，在何种程度上是属于国家的财产，又在何种限制之下属于私有的财产，亦或在何种程度上属于公有，为了集团的利益而由国家管理，然后在贷借给个人，这些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上，这些问题属于政治的范畴，也是如何有效的实施国家管理、维持国家发展的问题。另外，它还产生了社会心理学上的问题，与教育学的研究也互有影响。
对财产的批判，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出于某种强烈的情绪而迸发出的言辞。一方面，这是个人主义，人们都希望对自己已经拥有的财产实施保护；另一方面，这又是社会主义，力图将国家的财产集中起来而限制个人的财产。然而，事实上，大部分人们的思想都处于否认一切为维持政府而征收的税款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与否认一切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现在，一般的社会主义者，即所谓集体主义者，都承认相当数额的私有财产，但却认为教育、运输、矿业、土地、重要物资等，均应当由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来掌管。人们还逐渐认识到，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起创办大规模的事业是很困难的事，基本上不会成功。因此，国家在过渡时期和参与私人企业的阶段，就需要尽快普及教育，并建立起一种能够进行正确的批评和监督的组织。现代国家里的出版物和政治运动，对于大规模的集团活动而言，都显得有些太粗陋。
如果要把从古至今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诸多思想的发展一一叙述给读者，对本书的范围与意图而言，未免太不合时宜。因此，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叙述和讨论，仅仅是一个研究世界历史的人所应该知道的一些基本内容而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仍然是未完成的事业——甚至我们迄今还无法评价其到底完成到了何种程度。不过某种程度的共同信念，似乎正在诞生，其对今日的政治事件或公共行动的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但这些信念还十分模糊，所以人们还无法确切而系统地认识它们。人类的行为总是在传统与新秩序之间摇摆，但大体而言，人类更容易被传统所束缚。尽管如此，人类的思想也正在渐渐形成一个新的轮廓。它还仅仅处于一种粗略的状态，存在着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在细节上也不时会产生变化，不过却在大体上渐渐稳定下来，显现出了一个初步的轮廓。
工业革命的再次兴起和平条件下联合国政体的产生
人类在诸多方面和日渐增加的种种事务上，正在形成一个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之下，一种共同管理世界的需要，也一年比一年强烈起来。举例来讲，全球如今已是一个经济上的共同体，为适当利用自然资源，必须有一个总体性的管理，因为随着人类力量范围的扩大，使得像目前这种片面而有竞争性的资源管理方式，面临着陷入更浪费更危险境地的可能。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也必须要全世界一起管理才能发挥功效。传染病与人口的增减，如今也明显地和全世界的国家发生着联系。因人类活动的威力以及范围的增大，战争成了极具破坏性的行为，即便是用来做为解决政府与政府或民族与民族间矛盾的手段也显得非常拙劣，而且效果也很差。这一切问题，都必须由一个具有全球立场的机构来解决，这个机构应该比所有的政府都更具有远见，也更有权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需要某种超级政府的出现——即由现存的某个政府征服其他政府或由诸多政府联合而产生一个世界性的超级政府。人们经常会依照现存的种种制度来设想将来会召开全人类的议会、世界会议，或者产生世界总统、世界皇帝一类的人物。这是我们人类的自然反应所作出的结论。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讨论与实践，人类否定了这个初级而肤浅的信念。要想按照这样的设想来达成世界的统一，阻碍实在太多了。现在人类思想的趋势，似乎倾向于由现有的各个政府，就个别的问题而派遣代表，成立一种拥有世界性力量的特别委员会或组织，以参与诸如自然资源的荒废或开发、劳动条件的平等化、世界和平，以及经济、人口、卫生等事务。
世界政府的梦想注定要失败，但对于一切涉及到世界人民利益的问题则正在被当成一种事业来经营。为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必须将国际主义置于狭窄的爱国主义之上。人类需要统一的理想，只有“全世界人类是一个家”的观念在全世界普及，我们的世界才会越来越美好。
几个世纪以来，伟大的世界性宗教都在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并为了普及这一思想而奋斗。然而在当今世界，由于种族、国民等问题而产生的憎恨、愤怒和不信任，却阻碍了这一思想的传播。正像在公元前6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那混乱的时代里，一些人为了使基督教的理想能够渗入人们的灵魂而苦苦斗争一样，如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也正在为深入人心而作努力。这种理想的宣扬与胜利，是许多牺牲自我的无名传道者的事业。现代的历史学家还不能预测这项事业已经进展到了何种程度，以及究竟能取得多大成功。
在当今世界，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已经与国际问题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这些问题的解决，好像必须依赖于一种鼓舞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