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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革命大局。如《红色娘子军》剧中的女主角，就是从个人报仇出发，认识到让整个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才是惟一的出路，这标志着她阶级觉悟的提高，政治上的成熟。
下篇：品事（下）”基度山”外话恩仇（2）
然而，我们看到，革命队伍重在吸收〃苦大仇深〃的人入伍，即使由于〃苦大仇深〃而在总的革命行动中发生个人的过火行为，也往往会以〃朴素的阶级感情〃而取得谅解。与此相应，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把私人动机汇入革命行动，包括我们称为〃官报私仇〃在内。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发动之初总是要反〃右〃，而不惜大量依靠〃勇敢分子〃，且从根据地、解放区时期的土改、肃反，到全国执政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无法律条款可依，不是按法律程序办事，其中大小掌权者的个人打击报复，夹杂在似乎光明正大的运动之中，甚至达到赤裸裸的地步，也不足为奇。在下面，不过添了些小小无名的冤死鬼；而在上面，如江青者，矛头所向就是周恩来等一干人了。中国江湖上俗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江青从30年代后期熬到60年代中期，将近三十年，才等来报仇的机会，要说韧性，也还是有一些的。她的报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实现了的，但她依靠的并非丹特斯那样是倘来的金钱，而是多少年间苦心积累的政治权力。
中国历史上，报仇雪耻作为能够掀动千万人的文化心理，是贯串了几千年的一条线。古之宗法社会，没有阶级的概念，但报君父之仇，报家国之仇，史不绝书，且多树作英雄式的楷模；报恩的事也有，但总不如报仇之轰轰烈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千秋佳话，而所谓报恩也者，也往往与报仇有关，或是在双方仇杀中帮了弱者一把，或是帮助别人报了仇，最终得到了回馈；当然也有的是报〃知遇之恩〃，就去替恩人卖命报仇。恩仇之间，正义或非正义的对立和转化是非常复杂的。
鲁迅不止一次引用过乡先贤、明末王思任的一句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在我们绍兴、山阴这个老家，一说报仇雪耻，就想到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报了仇；不过想一想他的对手中，那个伍子胥，倒也是个复仇的力行者，先是报楚平王杀父之仇，后来，他又被吴王夫差冤杀，临死则表示要挖下他的眼悬在都城东门，〃以观越之入灭吴也〃，好看看夫差的下场，他是虽死也不忘仇家的。如此种种，恩恩仇仇的观念和实例，通过正规的训教，民间的说部和戏曲，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今也还是武侠小说中的永恒主题。要了解中国文化，固然须知道中国人的爱，是怎样取得和实现的，尤其不可不知他们的仇恨，一般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表现和解决化解，还是报复？
特别是当握有权力者怀恨在心的时候，那末他们的报仇和雪耻，就会波及本不相干的人。李广一介武夫，打败仗撤职回乡，一天夜里喝了酒过霸陵亭，霸陵尉拦住他不让夜行，从人报名：〃故李将军！〃那小官也喝了酒，趁着酒劲说：〃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下子大伤了李广的脸面，他是记仇的，不久，皇帝又召他出来做官，他请求带上那个霸陵尉，到军中就给斩了。霸陵尉说了一句不入耳的话，刺了李广为将遭贬、废为庶人这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故将军〃认为是奇耻大辱，睚眦必报，小小尉官自然倒霉了。都说〃李广难封〃，官运不济，倘若他封侯拜相，更不用说当上皇帝，那说不定就要搞〃扩大化〃，把所有地方巡夜查夜的官员兵丁亭尉县尉通通杀掉了。
希望有心人能好好研究一下仇恨和复仇、羞耻和雪耻这些观念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具体内容，以至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今天是从昨天而来，今天生活中也还留着昨天的残迹，江青自是一例，但远非孤例。
1999年2月23日
下篇：品事（下）体制比人强
过去爱说〃形势比人强〃，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吧。现在我要说〃体制比人强〃。如果你无意改革体制，你就要受制于这个体制。
刘少奇是一个显例。他参与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宪法，他自然是竭力维护这一体制的无疑。然而他在尔后的十二年岁月里并没有为宪法的实施做过认真的努力，哪怕是稍稍指出有法不依尚属没有解决的问题。然而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他都眼睁睁看着违法违宪、侵犯人权的种种而不置一词；甚至在1958年通过彭真之口大讲〃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在1963、1964年又通过王光美搞什么《桃园经验》：最后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当中，他首当其冲地成为打击对象，所采取的方式，也正是所有他默认默许乃至大力支持过的揭发、批判、斗争，不许澄清的泼脏水，不许还口的大辩论，加上人格侮辱以至肉刑体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享受了这个体制在实行压迫和专政时所能采取的多种手段。
这颇有一点〃请君入瓮〃的味道。周恩来的情况也有类似之处。在某些情势下，他似乎游刃有余，应付裕如；但他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这个如来佛与其说是毛泽东的权威，不如说也正是他曾力求巩固的体制。他之所以能有转圜余地，表现出他的棋高一着之处，并不是借助于这个体制所宣告的某些民主程序，而恰恰都是借助于这个体制实际上为〃人治〃提供的可能，从而利用他手中的权力，以及某种程度的个人魅力，所施加的影响。包括他在文革中拼全力保护某些干部，也只是在有限范围突破了体制，而在总体上还是加强了这一体制。周恩来在整个文革中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者，他所不能摆脱亦不欲摆脱的体制也。
毛泽东呢？他以亿万人之上的地位，又以在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遗产基础上营造起来的空前的个人崇拜为羽翼，应该说是权倾一时，且在一时间也真的是为所欲为，没人当面说个不字。然而，他尽管打碎了原体制的某些环节，以遂其愿，但他还是只能在体制提供的保障下来运作。最后一放难收，也还是回到原有体制的轨道上来，牺牲了他的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在他辗转病榻的最后，回归两个字，曰：〃就范〃；就其毕生所缔造的国家体制和党的体制之范也。不知他在晚年只能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年轻战士、护士们一起打发孤独和寂寞的除夕，在临终向医生垂询还有多少时间的一刻，心目中是否掠过〃异化〃这一个概念的影子。
我举这几个本世纪堪称强人者为例，只是想说：体制比人强。但不是说，体制是不可改革的。
这就使他在对待新的〃反党集团〃这一政敌时，选择了留有余地的做法。
故称之为进步。这个进步也回报了他。当1964年勃列日涅夫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以后，也没有把他投监或判刑，更没有想要肉体消灭，而只是如我们所说的，软禁起来。
影响所及，后来苏共解散，苏联瓦解，元首易人，虽然风波迭起，总归是非暴力倾向占了上风，没有滥捕滥杀。这归根到底，不能不多少归功于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首开了比较文明的风气。当然，也要归功于苏联人整体文化素质较高，接受历史教训而远离了暴君暴民的传统。
自然，肯定这方面的进步，并不意味着可以到此止步。不杀政敌，只是现代政治斗争的底线；而用软禁的办法取代野蛮的暗杀或明杀，是蒋介石也曾部分地（如对张学良）做到的，距离现代化民主政治，尚不可以道里计也。
2002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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