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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调查所，有我个人只是“单枪匹马”而已，并无太多的预期，只是想从身边开始，或许会有一些收获，并乐于公诸于众。我相信我的支那调查研究，绝不是一家、一个公司或一地方的私事。（《支那排日谭》书后）
森长次郎及其“中支经济调查所”第一个“业绩”就是写了一本《支那排日谭》（上海日本堂1925年2月出版），这本书搜集了武汉地区排日方面的种种情报，包括排日思想的根源、排日组织、“支那人的日本观”、排日宣传、排日与支那官方、与英美的关系、排日的影响等等。情报来源主要是当地的报纸、书籍，再加上他的所见所闻。他分类罗列这些材料，并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析评论，得出的结论当然完全是荒谬的。例如他认为中国民众的排日是受军阀的蛊惑煽动所致，中国人的排日是基于“自大思想”和对日本的“嫉妒心”等，都是些陈词滥调。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1）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对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整理工作更加重视。除了政府及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团体、学校、协会、研究会从事中国文化情报的搜集活动之外，各新闻社都相应地成立了“调查部”，以利用自己的传媒优势进行对华情报搜集。如《朝日新闻》社在1937年后，成立了“朝日新闻社东亚问题调查会”、“朝日新闻社中央调查会”、“朝日新闻社调查部”等情报机构，并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报告书。《读卖新闻》社编辑局1937～1938年间则连续出版了《支那事变实记》共十五辑。
某些学者文化人也对搜集中国文化情报、并以此服务于日本的占领而乐此不疲。有关文化情报机关越来越多，除了上述的“东亚同文书院”和“满铁调查部”等以前建立的机构组织更加活跃外，还有一些新的团体组织纷纷出笼。诸如“东亚研究所”、“日满支拓植文化研究所”、“大东亚问题研究会”、“东亚调查会”、“大东亚文化协会”、“国策研究会”、“大东亚问题调查会”、“东亚思想战研究会”、“国民精神研究所”等等，其共同目的都是协力侵华战争，为日本如何长期占领中国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出谋划策。有些团体组织从名堂上看似与对华问题无关，如“精神科学研究所”、“国民教育研究所”之类，实际上也在积极从事着对华文化侵略。
其中，“东亚研究所”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1938年9月）成立的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对华情报与研究机构。当时的近卫首相出任该研究所的总裁，可知该所是官办的情报机构。据《东亚研究所报》第一期载，近卫在“东亚研究所”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处理当今之支那问题，谋划将来东亚之大计，是日本国民的重大使命。而研究此种形势的机关组织尚不完备。为了依据科学性的研究来确定国策，就要集中精锐之学者，推动官民之协力，作为帝国最初之尝试，特创立东亚研究所。”企画次长青木对研究所的情报调查和研究做了说明：“一、调查之地域为满洲、支那、远东俄领、北太平洋、南洋、印度、澳大利亚及中亚；二、调查之重点必须与帝国利益紧密相关；三、各地域的调查，必须是有机的和综合的；四、本所不仅进行调查，而且委托官民之机关及权威人士，获得他们的协力，以推进调查；五、不进行调查之外的活动；六、本所虽不是国民的宣传引导机关，但必要时可向国民公布有关事实；七、本所愿意接受有关机关之资料与教示。”这就将“东亚研究所”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情报调查机构的性质，规定得十分清楚了。从成立后到日本战败前夕，东亚研究所除编辑出版了上百种有关中国的图书外，还编辑了题为《东亚研究所资料》的大型系列资料集。这些资料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总数多达四百余种。内容涉及关于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金融、军事、教育、思想、民族、宗教、地理、气象、矿产资源、农牧业、商业物产、交通运输、外交关系等一切方面。其规模与范围之大、研究之细致，当令人叹为观止。该研究所资料课于1941年编辑的《东亚研究所日文图书目录》即达上下两卷的规模。
“大东亚省总务局调查课”也是一个官方的情报机构。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经营，在40年代初成立了专门的“大东亚省”，并下设了一个“调查课”。“大东亚省调查课”从1942年起将搜集到的情报加以编辑，连续出版了十五期（号）《调查资料》，对满蒙地区的造林地、羊及羊毛资源，以及向满蒙移民“分村”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是一个设在南京的重要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成立于1937年，是在占领地区的“图书及文献接收委员会”和“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的基础上由“中支派遣军特务部”组织起来的。这个“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除了搜集整理图书资料外，从1939年起连续出版《资料通报》共十辑，从1940年起出版《编译汇报》，到1942年，共出版八十八期。这个情报所搜集编译的情报范围，均集中在中国的经济问题方面。
“大东亚问题研究会”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报组织。在1944年刊印的题为《大东亚共荣圈文化体制论》（此书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扉页上盖了一个“秘”圆印）一书最后，附了一篇文章，题为《大东亚问题研究会第三分科（共荣圈文化体制）研究会的构成及研究经过概要》，兹节译如下，以见此类研究会之一斑——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七七事变后各种对华情报活动的活跃（2）
一、设置的趣旨：
大东亚共荣圈必然要用新的文化来形成，此不必多言；对于从特有的立场谋求发展的、作为指导国家的日本的文化指导力加以再检讨，确立政治、经济方面的新体制，实有必要；同时，作为共荣圈内诸民族结合之纽带的新文化建设，当然也势在必行……因而必须确立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的文化对策的根本方针……
二、研究的方针及其态度：
根据如上趣旨而发足的本分科研究会，并非只单纯地冷静地进行文化问题的检讨，而必以共荣圈的建设为大前提，而展开具体方面的研究……本研究会认为共荣圈文化的成立是可能的，而且必须加以确立……故一方面要尊重大东亚各民族的文化的自主性，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共荣圈，必须创造统一的共荣圈文化。本会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努力进行研究的。……
三、研究会的构成：
本研究会由下列十位专家组成，此外长谷川如是闲、久富达夫、岸田国士、宇野圆空、新居格等诸君，也从自愿的立场予以协力。
第三分科研究委员会芳名（以五十音图为序）：
赤坂静也君日本劳动科学研究员
小野俊郎君放送协会调查部
桦俊雄君立正大学教授
木村毅君评论家
小山荣三君人口问题研究所研究官
小林高记君中央大学讲师
谷川彻三君法政大学教授
高桥龟吉君本会调查局长
吉野清人君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堀真琴君法政大学教授
宫园诚一君教育研究同志会主事
矢次一夫君本会总务局长
（事务局干事：荒居养洲 君）
四、研究经过概要
……
从这个研究会的趣旨和人员组成来看，这个研究会的人员构成是多方面的，而且确实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有的还相当有影响。这表明，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特别是1940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是投入了相当的精力来研究“共荣圈”的思想与文化问题的。
除了上述的情报机构和组织之外，日本还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图书馆，也具有对华情报搜集和整理的功能，主要的图书馆有以下四个：
一、东亚考究会图书馆，设立于1920年11月，地址在上海欧阳路二二一女校内。主要搜集和收藏与东亚有关的图书资料，包括地方志等。
二、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设立于1936年，地址在上海四川路149号，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兴亚院成立后归属兴亚院管辖。名誉馆长兼理事是船辰一郎，总务主任兼理事是上崎孝之助。藏书量十三万册，据说一个月的阅览人数突破一千名。
三、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分“本馆”和“分馆”两部分。本馆设立于1936年12月，地址在北京东城王府大街9号；分馆成立于昭和十三年6月，地点在北京西城小将坊胡同。隶属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馆长小室三良。藏书基本是日文图书，总量为三十一万册，杂志六百余种，报纸四十余种，可以说是日本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图书馆。该图书馆除了正常的图书情报业务外，还从事日本在中国的日语教学及教材的编写。
四、天津日本图书馆，位于天津“大和公园”。具体情况待考。
上述这些情报机构不仅起了相关情报人员的组织、协调作用，而且还做了大量实际的情报搜集和研究工作。每一个情报团体机构都有自己专门的刊物，出版相关的书籍，从而构成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的情报资源体系，在日本对华侵略中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神道教在中国的登陆（1）
宗教作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翼，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其中，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有十几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