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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渚桥辙次写道：“实在遗憾得很，文化工作确实不容易搞，我只得怀着寂寞感回国了。”事实上，除了在他们的拉拢下一些文化人、知识分子被拖下水去，附逆当了汉奸——如众所周知的周作人、钱稻孙、张资平、陶亢德等人外，也有一些不那么有名的文人、学者为了生计或种种原因，而做了日本人管制下的“良民”。但正如许多日本人当时所分析的，总体上看，知识分子是中国抗日的指导力量，是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抗日阵营，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思想工作、文化工作，效果和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日本人便把文化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了占领区的普通民众身上，具体地说，就是对他们实行所谓“宣抚工作”。关于日军的宣抚活动，笔者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一书中已设专章（第八章）对宣抚及“宣抚文学”做了分析评述，以下再补充一点新的材料。
关于“宣抚”的目的和任务，小山荣三在《战时宣传论》（东京：三省堂1942年版）一书中谈到“宣抚工作实施要目”，写得较为具体——
一、民心的安定镇抚：
① 避难民的招还，② 对于事变的正确认识，③ 良民生命财产的保护，④ 难民救恤，⑤ 医疗救护，⑥ 开设民众议事所。
二、治安维持：
① 治安维持会的组成与指导，② 自卫团的组织训练，③ 土匪的怀柔。
三、军事协力：
① 这种情报的收集，② 人夫车马的供给、物资的调配，③道路桥梁的修补架设，④ 兵器、弹药、弹夹的收集。
四、铁道爱护工作：
①铁道爱护村的组织，② 情报联络网的设立，③ 担任区域线路巡查的实施，④ 沿线高秆植物的刈除及种植的禁止，⑤ 爱护（铁路）思想的彻底普及。
五、经济实业的复兴：
①促进商铺、工厂的开业，② 金票流通的宣传，③ 促进农作物收获运输，④ 市场的开设，⑤物资交流的斡旋，⑥ 金融斡旋。
六、教育文化的促进：
①抗日教育的铲除，② 学校的开设，③ 日、满、支亲和精神的彻底普及，④ 日本语的普及奖励，⑤ 青少年队的结成指导，⑥ 报纸的发行。
（《战时宣传论》第145～146页）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攻心战（3）
小山荣三强调“宣抚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正是因为有了冒着枪林弹雨，献身于建设之圣业的前线的特务机关、宣抚班的人们，才能确保我们在思想战中的最后的胜利。”这就一语道破了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化特务的特殊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宣抚工作的目标是，确保军队出动范围内的交通、通信线路的完好无损，收抚民心，培养那些中华民国更生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在战区向民众说明支那军队败退的真相，让他们理解皇军出动的本意和其威力，诱使他们由敬畏而亲和，由亲和而协力，从而实现军民协力灭党（指国民党——引者注）反共的实际目的。”
小池秋羊的《北支宣抚行》（东京：第一出版社1939年版）一书，是一部描述和总结日军在华北地区“宣抚工作”的专书。在最后一章《寄有志于成为宣抚官的人》中，小池对日军与八路军的宣传战较量，做了具体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兹节译如下：
打破第八路军的宣传和组织，使民众脱离他的影响，这是北支今后宣抚工作的重点。
八路军在北支的活动，范围实在很广，也很顽强。只要不把这些敌人消灭，只要不阻止他们的活动，就不可能指望北支有清静的时候。
宣抚班在协助军队治安的同时，还要独自开展工作，与妨害治安的罪魁祸首——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做斗争。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共产党在皇军顾及不到的北支的山野，纵横跋涉，以拿手的游击战术，扰乱我们的后方，在对教育民众、组织民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
最激烈的是张贴传单的竞争。在城外与共产党地区接近的地带的村庄，宣抚班张贴的传单，很快被敌人撕掉。然后以八路军的传单取而代之。敌人害怕我们的宣传，破坏我们的宣传，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气馁，再重新张贴上去。在此，我想就敌我的传单问题，谈一点感想。
我们的传单（传单、宣传画之类的总称）一般来说都太大，不仅不便携带，张贴起来也特别费劲儿，而且纸的质量太好，无论抹多少糨糊，在砖墙等地方张贴，仍然很困难，糨糊一干，很容易被揭下来，而且自然剥落的情况也很多。与我们相比，八路军因为财政困难，弄到纸张也困难等原因，使用的都是极其粗劣的纸张。几乎都是粗洋纸的仿造品。可是，这样劣质的纸张，一旦贴上去，就不可能揭掉，所以很适合张贴。我们的纸与多色印刷的需要也有关。希望纸张的生产者，能够将上述的情况作参考。
八路军的传单，几乎都是誊写版印刷，多不太清晰。相比之下，宣抚班的传单使用的最新的印刷术，多是很漂亮，然而对于民众，却似乎缺乏那种感染力。特别是没有任何说明的绘画，只写一个“建设东亚永久和平”的题目，这样的过于抽象的宣传画，除了装饰的效果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效果值得怀疑。
必须制作能够打动民众的、民众真正能够读懂的传单，为此，要根据各地方的不同的情况，因地制宜。
往没有铁道的、偏僻之地的宣抚班送来那么多关于爱护铁路的传单和小册子，在山区真是难以处理。如果各宣抚班只依赖从本部送来的传单，那不仅会失掉宣传的时机，而且也不能进行适合当地需要的宣传。所以各宣抚班应制作独自的宣传文书，并随时用于宣传。
第八路军的宣传，以其机敏为其特色。在他们盘踞的地区，必然发行抗日报纸。
《抗战日报》、《前卫报》、《火战三日刊》、《纹国日本》（原文如此——引者注）、《突击报》之类的带有煽动性名称的报纸，在各地发行，煽动抗日意识。
几乎都是美浓版型那么大，四版，誊写版印刷。不管怎么说是他们自国语言，每天持续印刷发行，因而敌人的这种宣传能力、其热情，是值得注目的。
第八路军似乎并不乱发各种宣传材料。他们搞的是游击战，在移动的途中携带着誊写版，印刷《告民众书》等抗日抗战的传单，在通过的村庄散发或张贴。发行次数频繁，而且多种多样，里面插有漫画，文字也很浅显，谁都可以理解，对于这一点，我们要从敌人那里学习。
使用日文的、以日军士兵为对象的八路军的传单，经常散发到皇军警备区域。……都是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啦、“你们在为谁打仗呢？”之类的共产党的套话，只不过是故意要让皇军士兵生气罢了。但即便如此，对他们的这种活动我们也不能忽视，同时，我们也要强化对敌人的宣传。
在《告第八路军书》、《投降劝告书》等大量散发的同时，也有必要制作以八路军士兵为对象的使其丧失战意、劝告投降的标语。
……
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国民党，现在在北支连个影子也看不到了，如今剩下的只有共产党了。把他们排除掉，将北支的抗日势力扫除干净，北支才能转阴为晴吧。
宣抚工作的目标，有必要加以大转换，要以歼灭惟一的抗日组织共产党第八路军为目标。要进入研究宣传、组织的新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新的时期。
（《北支宣抚行》第317～324页）
这些记载都表明，当时的八路军不仅在军事上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牵制，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反击日本文化侵略及日军“宣抚”的尖兵。这些记载还表明，日军在沦陷区的“宣抚”总体上是失败的，日本宣抚班在中国的宣传总体来说是拙劣不堪的。他们用中文写的传单常常文句不通，例如“信任日军队暴寒良之善意”（意思或许是“信任日军抱善良之善意”）之类，实在令人不齿。而且，在“宣抚”中，一方面要迷惑中国老百姓，一方面又绝对不想维护中国人的自尊，如当时就有日本人认为，在对华宣传中常用的“中日亲善”四个字，将“中”放在前头，“日”字放在下头是不妥当的，起到了增加中国人傲慢心理的作用。但是，为了打掉中国人的傲气，用“支那”一词做宣传，中国人又明白“支那”一词是对中国的蔑称，结果更加招致反感。总之左右为难。实际上，日本人始终没有弄明白，侵略者无论怎么“宣传”，依然是侵略者的宣传。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思想宣传战”、“文化工作”乃至“宣抚”活动，都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结果到底不能如日本人所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南北两大情报机关（1）
早在中日甲午海战前后，就有不少日本人以旅游、经商、访问等各种形式深入中国各地，尤其是在文化人和学者中，形成了一股中国旅行热，他们有意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观察、调查和研究。更有一些人怀着觊觎中国的动机，自觉地配合国权扩张和大陆“进出”计划，来中国刺探情报。一些在华的官办或有官方背景的大学、会社等，都积极从事对华情报活动，甚至设立了专门的情报机构。日本国内的官方与民间的组织、新闻社甚至个人，成立了大大小小数量繁多的对华情报组织、学会、研究会等，搜集并整理出版了大量情报资料，其情报网络覆盖了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并直接服务于对华侵略占领与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