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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发威横空出世（3）
费米患了一种后遗症，他对他的妻子说：“从霍尔纳多回来时，平生第一次感到开车是不安全的。当时，我感到汽车似乎从一个转弯跳到另一转弯，避开了弯路之间的直线。我请一位朋友来开，虽然他一贯坚决反对让别人替自己开车。”
一颗在沙漠里爆炸的原子弹除了沙粒、仙人掌一类的植物和清新的空气外没有毁坏其他更多的东西。在霍尔纳多负责放射性安全的医生斯塔福德·沃伦进行搜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杀伤效果：距离“零点地段”800多码远的地方找到了内脏被部分炸出的长耳大野兔的尸体，可以认定是被气浪杀死的。3英里以外一座农舍的大门被炸开了，还遭到了其他大量损失……光的强度在9英里外足以造成暂时失明，在更近一点的地方造成失明时间更长……光加上热以及紫外线辐射，在五六英里以外的地方会对未加保护的双眼造成严重的损伤，这种损伤足以使人们几天之内无法行动，即使不是永久不能行动的话……
弗兰克·奥本海默放在外面由装满细刨花的松树板构架的“日本房子”也记录了亮光的到来：1000码以外烧成了炭，2000码以外轻微烧焦。在 1520码，即9／10英里的地方，外露的表面热到了华氏750°。
为目标委员会研究爆炸效力的英国物理学家彭尼在“三一计划”五天后在洛斯阿拉莫斯参加了一次讨论会。贝蒂回忆说：“他应用了他的计算。他预期这个武器将把一个30至40万人口的城市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一堆废墟和急待救护、包扎和运进医院的人。”
第八部分：发威杜鲁门登上了世界舞台
试验的当日晚些时候，科学家们听到了一则无线电广播：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司令官声明如下：
今天上午，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接到多次询问，清晨的一次大爆炸发生在空军基地之中是怎么回事。经调查，这是一所大型军火仓库发生了爆炸。这个仓库位于基地中心的远处，装有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军火。爆炸没有引起任何人员伤亡，军火库以外的财产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
需要提醒居民的是，由于爆炸中有毒气弹被引爆，它可能会影响到大气，使大气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陆军当局认为，把少数居民暂时迁移是比较适宜的。
7月16日，于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参加试验的每个人都笑了，只是，脸上无不表现出一种无奈的苦涩。 第三十五章杜鲁门在欧洲
杜鲁门登上了世界舞台。
胜利者1945年7月16日，当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在紧张地等待“孩子”出世的时候，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正乘敞篷汽车离开波茨坦来到柏林。他们要看看这个过去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城市，究竟被炸成了什么样子。
他们是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渡过大西洋在安特卫普上岸，从那里来到波茨坦的。他们现在并肩视察着柏林的市容，头戴软褶帽，身着深色的西装，神采奕奕。他们是战争的胜利者。
史汀生也来到了波茨坦。他是自己主动要求来的。就是说，代表团的名单上原来没有史汀生的名字。史汀生自己提出了要求，他对杜鲁门说：这样，总统可以从陆军部最高文职官员那里得到咨询。原来，贝尔纳斯强烈反对史汀生前来。他的一个借口很有说服力：陆军部长来了，海军部长会怎么样？如果也答应了海军部长的要求，空军司令又会怎样？
杜鲁门做了难。他不好不答应“一个老人”的要求，但贝尔纳斯的意愿也不能不加考虑。他知道史汀生和贝尔纳斯是政敌，贝尔纳斯不希望在处理欧洲战后事务时自己身边站着一个史汀生。但杜鲁门考虑到，自己已经与贝尔纳斯迅速接近。也可能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他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应该让史汀生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所以，最后，他答应了史汀生的要求。
史汀生来了，但他没有选择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一起横渡大西洋。他独自登上了“巴西”号，早于杜鲁门在欧洲登了陆。在波茨坦，他也没有与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住在一起。当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乘坐敞篷车出现在柏林大街上的时候，史汀生也不在现场。
现在的问题是：对欧洲事务，是做出战后的安排；对东亚事务，是战胜日本。
第八部分：发威史汀生的建议
7月2日，还在国内的时候，史汀生呈交给杜鲁门一份《对日本作战计划的建议》。建议中评述了日本的情况，里面包括了当时尚恪守中立的苏联有可能参加太平洋作战的问题。史汀生对日本的判断是：日本已没有盟国。
它的海军已近于全军覆没，它很容易受到海上和陆路上的封锁，这可以使它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供应来养活自己的百姓。
我们全力以赴对它过分拥挤的城市以及密集的工业和食品资源地的空中攻势，已经使它变得越发脆弱。
它不仅要对付英美部队，而且还要对付日益增强的中国军队的威胁。
我们有用之不尽、未受战争触动的工业资源，可以用来对它日益削弱的潜力施以压力。
我们是它第一次偷袭的受害者，因此我们有很大的道义上的优势。史汀生在建议中还着重讲了另外一面：日本人有极高的爱国心，肯定容易接受疯狂抵抗入侵的号召。如果美国试图攻入的话，我们也许会经历比在德国所经历的更为残酷的最后一战。十分明显，史汀生不主张美军登陆日本，他想走另外的一条道路：我相信，日本在这样的危机中会比我们当前的报纸和当前的其他评论所指明的更加理智得多。日本这个民族并非完全由疯子组成，它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完全有别于我们。相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它孕育出极其出色的人民，能够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不仅采纳了西方文明的复杂技术，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取它们的文化和它们的政治、社会思想。它在这些方面的进展……是历史上民族进步的最令人震惊的壮举之一……
因此，我的结论是慎重选择一个时机给日本发出一个警告……
我个人认为，如果提出这样的警告，我应该补充一点，即我们并不排除在它当今的皇朝下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将大大增加被接受的机会。陆军部长知道，有一个“无条件投降”的约定。这个约定产生于1943年。那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会晤，主题是劝说法国抵抗法西斯的实力派人物吉罗和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实现联合。会晤中两国首脑还讨论了德国和日本的投降条件的问题。当时，讨论中出现过“无条件投降”这一概念，但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使用它。1月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会见记者，罗斯福向记者即兴讲道：“只有完全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全世界才有和平……”他接着补充说：“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那就意味着德、意、日的无条件投降。”
当时，丘吉尔就在罗斯福的身边，罗斯福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听后他大吃一惊。
后来罗斯福对哈里·霍普金斯说，临时突然插进这句决定对方命运的话，是因为他脑子里总想着劝说吉罗先生和戴高乐将军坐到一起的事，结果，思想一下子被搅乱了。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解释说：“我们想把这两位将军拉到一起，费了好大的周折。我心里暗想，这真和当年人们安排格兰特会见李将军一样困难。后来要出席记者招待会了，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忽然想到过去人们曾称格兰特为‘无条件投降先生’ ，于是，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冒出了这句话。”
问题是，罗斯福讲后，丘吉尔立即就表示了与罗斯福的一致性。丘吉尔说他当时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即使是一个漏洞，在这种场合也会对我们的作战努力造成损害甚至危害。”
这样，“无条件投降”成了一个约定，同时成了一项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汀生在建议中多处把自己关于日本可保留天皇制实际上是有条件投降的建议描述为“等同于无条件投降”，以避免看上去与既定政策相背离。
但是，这并未能遮住人们的眼睛，其他的人并不这样看。
第八部分：发威史汀生的建议行不通
前往波茨坦之前，贝尔纳斯曾带着史汀生的这份建议书去见年老多病的科德尔·赫尔。这位前国务卿是他的南方同乡。结果，赫尔立即指出了对“当今皇朝”即天皇裕仁的让步的问题，并告诉贝尔纳斯说：“这看来对日本过于迁就姑息了。”
就是说，赫尔不同意史汀生的见解。
事情有了进一步发展，当史汀生、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抵达波茨坦时，他们得知，保留天皇制，正是日本人准备接受的起码投降条件。
美国的情报机关截获并破译了东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电讯。这些电讯表明，日本政府指示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设法使苏联关注于调解日本的投降。外相东乡茂德在7月11日致电佐藤说：“帝国的外部和国内情况十分严峻，现在甚至正私下考虑结束战争的问题……我们也正在试探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借助于苏联来结束它……这是帝国宫廷十分关心的一件事情。”
次日，外相直截了当地提出：
“陛下衷心希望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只要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我国只有竭尽全力打到底，以争取生存和祖国的荣誉，此外别无选择。”
无条件投降，对日本领导阶层来说，就是要求它放弃它的政体。而这一点，日本绝对不会接受。这就是当时问题的实质。
当贝尔纳斯远渡大西洋时，赫尔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