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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成员们的精神个个自然松弛了下来。
他们在华盛顿进一步领略了这种安全和豪华。只是，从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起，英国人就开始拧紧工作之弦。格罗夫斯派人给他们上了保密课。
接着，他们分做两批，一批去了纽约，一批被送往洛斯阿拉莫斯。
去了洛斯阿拉莫斯的有詹姆斯·查德威克和奥托·弗里希等，共有五人。
和风习习，阳光明媚。越过层层由铁丝网缠绕的栅墙，车子向一幢“T”型的小楼驶去。远远的，英国人就看到一群人等候在那里，为首的是一个高个子，嘴里叼着一只很大的烟斗，头发像军人那样，剪得很短。
车子停在那群人前，大家下了车。就听那个叼烟斗的人说：“欢迎大家来洛斯阿拉莫斯，请问尊姓大名……”说着，他与詹姆斯·查德威克和奥托·弗里希拥抱在了一起。
三个人亲昵地呼着对方的名字：
“詹姆斯……”
“奥托……”
“罗伯特……”
他们在英国时是老朋友，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也在“安第斯”号上
代表团乘坐的“安第斯”号，不要军舰护航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是为了安全。由于海军兵力不足，许多客轮已不再由军舰护航。而德国的海军力量也是不足的。这迫使他们在海洋里不得不对进攻的目标有所选择。武装舰艇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货船。客轮他们一般是不理睬的。费很大的劲，打掉一艘客轮，死几百人，还受到谴责，不合算。在此情况之下，如果对一只客轮进行护航，那就无异于向敌人表明它十分重要，从而反会招致危险。
另外一项措施就是严格地保密，客轮上的特殊乘客的行踪不能被人知晓。
对“安第斯”号的航行做精心安排，固然考虑到了华莱士·埃克斯的代表团的重要。而同样重要的是，或者英国当局思想上觉得更为重要的是，“安第斯”号上还有两名乘客，他们就是尼尔斯·玻尔和他的儿子奥格·玻尔。
此时，尼尔斯·玻尔担任了英国“管道合金局”——原来的“莫德”委员会又改成了现名——的顾问，奥格·玻尔则被聘为初级科学官员。
他们负有使命访美，任务与华莱士·埃克斯的那个代表团无关。
到达后，格罗夫斯的保安人员在码头迎接了他们，并给他们起了假名字，尼尔斯·玻尔称尼古拉斯·贝克，奥格·玻尔则称詹姆斯·贝克，然后赶忙送他们去了旅馆，次日，就把他们送到了洛斯阿拉莫斯。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1）
与奥本海默等一起研究“海森堡图纸”
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奥本海默与玻尔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第一件工作是讨论海森堡的那张重水反应堆的草图。玻尔以前曾向美国方面透露过这张图。
1943年的最后一天，奥本海默召集专家们开会，听取大家对这个反应堆的看法。
贝蒂在战后回忆说，“那是一张反应堆的图，但当我们看到它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德国人简直疯了——他们是不是想把这个反应堆扔到伦敦去？”
我们记得，当玻尔得到这张图纸时，自己也曾有这种想法。
贝蒂和特勒的见解是，这种铀重水反应堆的爆炸“比相同质量的梯恩梯炸药所释放出来的能量也许更少，但肯定不会更多”。
如果海森堡的图纸告诉了这些物理学家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它应当使他们明白，德国人在原子弹开发方面的工作比美国和英国落后得多。图上画的是铀片，而不是铀块。
但也出现了另外一种意见：这只是意味着，德国人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真正目的掩盖了起来，哪怕对象是像玻尔、奥本海默、费米、劳伦斯这样一批聪明的科学家。
我们还记得，前一段，当玻尔刚刚得到这张图纸的时候，这种见解曾一时占据了上风。
对图纸难以形成一致的见解。这已无关紧要。美国的核能制造机器已经快速地转动了起来，尽管开动这架机器的科学家们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疑虑。但它的轴承是不太容易受到麻痹而减速的。2玻尔开始履行使命
奥本海默很高兴。玻尔的到来对大家肯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战后奥本海默告诉一批科学家说：“玻尔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得很出色。他对技术表现出非常活跃的兴趣……但我认为对我们几乎所有的人来说，他的真正作用并不在技术方面。”
第二次访美时的尼尔斯·玻尔那在什么方面呢？
奥本海默这次战后讲话，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文本，两种文本同样反映了奥本海默所记得的他自己在1944年时的思想状态，但在叙述方面有些差异。在未经审订的记录文本中，有他讲的这样的话：“玻尔的到来，使这个看上去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似乎有了希望。”在经过审订的记录文本里这句话变成了这样：“当许多人都心怀疑虑的时候，他的到来使这项事业似乎有了希望。”
马力开得足足的，资金投入大大的，一般说，科学家们的热情很高，奥本海默却说了这样的话：由于玻尔的到来，他们的事业才有了希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本海默记录了玻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写道：玻尔以轻蔑的口吻提到希特勒，说他只有几百辆坦克和飞机，却企图奴役欧洲1000年。他说，这一类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他自己非常希望结局是良好的，而且他所看到的科学家中的客观性和合作精神将会在这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相信他说的这一切。关键是这句话：“他说，这一类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奥地利移民、核物理理论家维克托·韦斯考普夫对当时的情景也有一段回忆：在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干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科学家所能面临的最值得怀疑、最成问题的事。当时我们热爱的物理学被推入现实的最残酷部分，而对此，我们只能忍受。我可以说，我们——至少大部分人—— 都很年轻，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玻尔却突然在洛斯阿拉莫斯出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切可怕的事的意义，因为玻尔一来，就不仅参与了我们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我们的讨论。每个巨大和深刻的困难本身都包含着它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我们是从他那里学到的。维克托·韦斯考普夫的这段话道破了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大家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大家把铀研究仅仅当作一项科学事业进行着。后来，战争来临，铀研究的政治性突出起来。科学界普遍遵守的规矩发生了变化。独立的科研变为政府干预，公开原则被保密纪律所取代，相互交流让位于分隔化。赶在德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几乎成为每个科学家的行动准则。一切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事业接近了成功。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自己搞的这种玩意儿是要杀人的，而且要杀死几十万、几百万。大家还渐渐听到，德国其实搞不出什么原子弹。那么，大家辛辛苦苦搞这个东西为了对付谁呢？
所以，连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在那时的讲话中都用了“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而官方把这句话改掉，也是自然的。
这就是当时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玻尔的到来，帮助大家消除了这种疑虑。他的到来向大家说明，原子弹有搞下去的价值，科学家们的劳动不是在积累罪恶，而是在积累善德。要不，他就不会来了。
那么，这种善德指的是什么呢？
也许，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见到玻尔的极少数几位科学家知道指的是什么。
齐拉特算是一个。他讲了一段话，那段话中，就有玻尔思想的影子：如果在公众了解到原子弹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之前就实现了和平，那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和平……假定今后几年里还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原子弹……这项武器的威力将如此强大，以致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会有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缔结成解散不了的政治同盟……除非在这次大战中实际使用了高效率的原子弹，而且它的破坏力已经深入人心，否则很难实现这种政治行动。明明白白地理解玻尔的意思的，当属奥本海默。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并不需要玻尔帮助制造一颗原子弹。” 奥本海默接着说，玻尔来美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一直高悬着的一个目标。他离开了老婆孩子和工作，孤零零地来到美国，同他曾在黑暗的年代匆匆去斯德哥尔摩见国王所做的事是一样的：做见证，澄清问题，争取改变，最后进行拯救。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2）
上一次他来美国，带来的是裂变的信息。这一次，他给人们带来的是关于原子弹的互补性的理念。
据奥本海默说，玻尔的这个理念给人的启示，与听到卢瑟福发现原子核后的启示是相同的。
奥本海默的理解是准确的。
在伦敦，在洛斯阿拉莫斯，玻尔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