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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那一天，在斯德哥尔摩，迈特纳收到了哈恩的修改过的校样。她觉得，应该把谜底告诉给哈恩了。
她写道：“我现在几乎可以肯定你确实使核破裂而得到了钡，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妙的结果，对此我向你和斯特拉斯曼表示热烈的祝贺……你现在开辟了一个宽广而又美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玻尔做出一项许诺
玻尔带着喜讯并做出一项许诺，登上了去美国的航船当时，姨妈和外甥通过长途电话已经拟好了解释哈恩…斯特拉斯曼实验的一篇理论性文章的大纲。1月6日星期五，弗里希写出了论文的草稿，当天晚上便乘电车去了荣誉宫。他要与玻尔一起商量他的文稿。
弗里希还完成了钍的裂变实验，结果也写进了文稿之中。
第二天早上，玻尔就要动身去美国，他应邀要到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去工作一个时期。
只有一点时间来打出部分讨论后的草稿了。赶到车站，在站台上弗里希把两页文稿交给了玻尔。
玻尔和19岁的儿子埃里克要乘火车去哥德堡港。
玻尔要弗里希立刻把写好后的文稿送给《自然》杂志，并与弗里希约定，在通知他文章已为杂志接受并付印之前，他不向他的美国同行们透露。
玻尔肯定以为不存在时间方面的问题——他或许能够从容地等到弗里希通知的到达。事实上，他想错了。
哈恩与斯特拉斯曼的文章于1月6日在柏林刊出。这正是弗里希把自己的部分初稿送到车站递给玻尔的那天。
第二天，也就是1月7日，载有哈恩与斯特拉斯曼的文章的刊物到达哥本哈根。
像以前的维尔纳·海森堡一样，弗里希也住在研究所楼上。搞得筋疲力尽之后，他上楼去睡大觉。这一天是1月13日。睡前他想到，13，对他来说是一个幸运的数字。
更为幸运的是，早晨7点钟，他被邮差的敲门声所唤醒。一份电报，是父亲发来的：他的老爸已从集中营被放出来了。
他的双亲将移居到斯德哥尔摩和他姨妈合住一套公寓，姨妈的家具，由于哈恩的帮助，终于运出来了。
次日，弗里希又重复他的实验，任何想看的人都可以前来。
那天早晨，到地下实验室来看实验的人中，有一位黑头发、蓝眼睛、爱尔兰人后裔的美国生物学家，名叫威廉·阿诺德。当天晚些时候，弗里希找到阿诺德，问他：“你是搞微生物实验的，你们这一行管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的过程叫做什么？” 阿诺德回答说：“叫双体裂变”。弗里希产生了灵感，他决定把原子核的“双体”生成，也叫做“裂变”。
姨妈和外甥在周末再次通过电话进行研究，决定写出不是一篇而是两篇文章给《自然》杂志：一篇是两个人对这个反应的解释，另一篇则是弗里希实验证明的报告。在这两篇报告中均采用了“裂变”这个新名词。
六、带有“裂变”术语的论文问世
弗里希在1月16日星期一晚上把两篇文章写完，第二天早晨就航空寄往伦敦。因为他已经和玻尔讨论过那篇理论性文章，而那个实验仅仅是验证哈恩—斯特拉斯曼的发现，所以他并没有急于通知玻尔。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玻尔无法履行承诺
一石激起千层浪。玻尔带来了原子实现裂变的消息。在美国，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顿时都出现了裂变热。
一个疏忽，玻尔无法履行承诺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玻尔和他的儿子埃里克同乘瑞美轮船公司的客轮“德鲁特宁霍姆”号前往美国。
费米一家已在1月2日到达纽约，劳拉有身处异国之感，费米却以他一贯的诙谐而庄重的口吻宣称：“我们已经建立了费米家族的美国分支。”
他们暂时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对面的皇冠饭店，齐拉特也在那里。
当时，29岁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惠勒也赶到拥挤的西57街码头加入了迎接的队伍。他在30年代中期曾和玻尔一起在哥本哈根工作过，而且将在普林斯顿再次和他共事。他是在教完星期一上午的课后乘中午的火车赶来纽约的。
费米和劳拉·费米把玻尔当成恩人，自然都来到了码头。
那是1月16日下午1点钟，当“德鲁特宁霍姆”号靠岸的时候，劳拉·费米看见玻尔在上甲板靠着栏干寻找人群中的熟人。她觉得玻尔憔悴了。她在等候的过程中，对身边的丈夫说：“上次我们去他家中拜访，才过去没多少天，可教授看上去老多了。”费米道：“近几个月里他一直为欧洲的政局极度担心——这他还不老！他仿佛是背着沉重的包袱而被压弯了腰。”
玻尔下了船。人们发现，他的迷惑不安的眼光在熟人之间转来转去，却不停留在一个人身上。
玻尔与大家见了面。在他们就要离开码头时，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子从远方奔了过来。
“奥本海默！”玻尔叫了一声。
是奥本海默。他是从伯克利赶过来的。
“您终于来了！”奥本海默奔过来握住了玻尔伸出来的大手。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
奥本海默与费米在欧洲时就认识。与惠勒就更熟了。他们彼此见面后，玻尔、费米夫妇和奥本海默一起离开了。惠勒还有课，自回普林斯顿去了。
为了遵守对弗里希的诺言，玻尔没有向费米、奥本海默或惠勒谈起哈恩与斯特拉斯曼的发现和弗里希与迈特纳的解释。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细节：在欧洲他与弗里希约定时，正好他的儿子埃里克离开他们去查看行李，因此，并不晓得有那样一个约定。埃里克以为，弗里希和迈特纳已经把论文送出发表，这将使他们的解释核分裂工作取得优先权。这样，他便当作“好消息”，把哈恩与斯特拉斯曼的发现和弗里希与迈特纳的解释告诉给了费米夫妇和奥本海默。
第二天玻尔来到普林斯顿，住了下来，儿子漫不经心地谈到了他告诉给费米夫妇和奥本海默的话。
玻尔立刻大吃一惊。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裂变热提前到来（1）
正是这一疏忽，使美国的裂变热提前到来这不仅是一个涉及遵守诺言的信誉问题，虽然仅仅这个问题也足以引起玻尔良心上的不安，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迈特纳和弗里希都是流亡者，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轰动一时的成就来巩固他们在流亡中的地位。
随后，玻尔不得不花费三天的时间写成一封给《自然》的信，信中一开头就明确地指出，裂变的发现权归于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归于迈特纳和弗里希。三天时间他写出了700字，这对玻尔来说已是一个高速度了。
与此同时，玻尔将他写给《自然》的信寄给在哥本哈根的弗里希，信中说：“我所希望的是，哈恩的文章已经刊出，同时，你和你姨妈的短文也已送出……”
消息既然已经传开，再无保留的必要。于是玻尔转换角色，成为裂变消息的一个积极宣传者。
他到费米的办公室找费米，费米不在，他碰见了美国年轻的物理学家赫伯特·安德森，便向这位年轻人做了宣传。安德森后来回忆道：
玻尔走过来，拉着了我的胳膊。他从不大声像讲课一样地对你说话，他总是轻轻地向你耳边低语。这次，他对我说：“年轻人，让我向你解释物理学上一件令人激动的新发现……”然后他向我讲了铀核的分裂和这件事如何顺理成章地与液滴模型的概念相吻合。我完全被他迷住了。这位伟大的人物，身材也很魁伟，却和我一起来分享他的兴奋感，仿佛对他说来要我了解他要对我说的情况是那样地重要……
实际上，费米本人也成了宣传员。他一连跑了好几处，向人讲玻尔带来的重大信息。他找了利奥·齐拉特、爱德华·特勒、埃米利奥·赛格雷等等。
知道消息之后，特勒一下子领悟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费米一定很失望，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想做尚未做的实验，在欧洲，哈恩却做成功了。
特勒接着想到，现在，费米会毫不费力地将那个实验做成功。
玻尔了解这种局面。他刚刚给玛格丽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都是我的过失以致让他们大家都知道了哈恩与斯特拉斯曼的发现以及弗里希和迈特纳的解释。我没有权利不让别人去进行实验。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他们等到我收到刊登弗里希短文的《自然》杂志之后，再公开宣布他们的实验的结果。我期望很快就收到这本杂志。”
他也给弗里希写了信。信中说：“任何公开的阐述……如不提到你和你姨妈对哈恩的发现所做的最早的解释都是不合法的。”
只是，从费米的反应看，玻尔多虑了。
费米确实要做那一实验，但即使他做成功了，他也绝对不会抢先公布它。他是一个有科学良心的科学家，他不会干出那种事情来的。更何况还有玻尔这层意思呢！他绝对不能让玻尔作难。
实际上，这多天来，他在宣传中，一直讲的是“哈恩他们的实验”，一直讲的是“弗里希他们的解释”。
齐拉特知道消息后的反应则显示了“齐拉特式特色”。他有什么想法呢？我们看看他的一段回忆：
费米告诉了我哈恩的发现。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认识到这些分裂的部分的重量比相应于它们的电荷数的重量大，因而必然会放射出中子来，而如果放射出足够多的中子，那就应该有可能维持一个链式反应……
第三部分：链式反应裂变热提前到来（2）
不能不承认齐拉特思想的敏感性，当别的人在为裂变而欢呼的时候，他已经想到链式反应了。
事情还不止此。他的头脑里还同时出现了原子弹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