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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飞上九重——玻尔获得诺贝尔奖桂冠
一篇“小论文”引起的反响是不平常的。
玻尔一夜之间成了世界名人。
他回到了哥本哈根，要单独地创办自己的事业。当然，这一举动是在老师卢瑟福的鼓动下做出的，正像当年卢瑟福被自己的老师J·J·汤姆生鼓动去了蒙特利尔一样。
玻尔建造了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所于1921年1月18日完工。研究所位于法拉德公园一侧，附近有几个足球场，每年人们都在其中的一个足球场上举行狂欢节庆祝丹麦宪法日。这说明，这里是一个喧嚣之地。可市政府只能拨出这样的地盘给玻尔。那时，玻尔还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而且他的量子论尚有强有力的、权威性的反对者。他的有关原子结构的理论尚在孕育之中。
建筑朴素，灰色的楼体，红瓦房顶，比许多私人住宅还小。内里有一个讲演厅、一个图书馆、若干个实验室、办公室，有一个厅内设有一张乒乓球台。玻尔常常来打球，以调节紧张着的神经。
第二年，即1922年，玻尔取得第二项巨大理论成就：完成了对原子结构的阐明。它成为元素周期表规律性的基础，并且无可逆转地把化学同物理结合在了一起。
玻尔提出，原子的外围是由围绕着核的一层层的电子轨道壳。每一层上能容纳多至某一数目的电子而且数目有限。最外层上的电子数决定着元素的化学性质。就是说，这些电子可用于化学化合。例如，周期表上的第56号元素钡，其原子量为13734，其电子壳上自外向内各层有2、8、18、18、8和2个电子。另一碱土金属镭，第88号元素，原子量为226，电子壳上自外向内各层有2、8、18、32、18、8和2个电子。由于它们外层都有两个价电子，尽管钡和镭原子量和电子数差别很大，但他们的化学性质却是相似的。
当时，第72号元素还没有被发现，元素周期表上，第72号的位置还空着。某些化学家曾预言，72号元素将类似从57号到71号的那种稀土元素。玻尔却断定，72号元素将不是这样的——这时，已经宣布玻尔成为当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
当时，乔治·德·赫维赛已经加入了玻尔的研究所，他幻想在玻尔站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台上之前能够找到那种72号元素，并祈求上帝让它符合玻尔所规定的条件。
玻尔同夫人玛格丽特是12月初前往斯德哥尔摩的。
真是上帝的特别恩赐，在玻尔走上领奖台的前一天，他接到了乔治·德·赫维赛的电话，赫维赛告诉玻尔，第72号元素被他发现了，其性质与玻尔的预料完全相同。他建议把这种新元素定名为铪（Hafnium）。这是哥本哈根的古老的拉丁名字——哈夫尼亚（Hafnia）。
第二天，玻尔在领奖台上讲演的末了，自豪地宣布了这一发现，并按照赫维赛的建议，将新元素命了名。
无疑，这是对颁奖仪式献上的一份厚礼。
玻尔的声望也随之提升。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玻尔收了一个“童工”做弟子
1922年入夏，玻尔接到邀请，要去德国的哥廷根做一次讲演，组织者提出的题目是《原子量子论》。这对玻尔来说是一个老题目。
玻尔如期到达。讲演之前，他的一个德国朋友来看他，并带来一个年轻人，只有20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个子很小，一脸雀斑，头发是红色的，朝上竖着，眉毛和睫毛都是淡黄色的，看上去像个孩子。
玻尔一见便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可能正是由于海森堡长得不起眼。
海森堡留下来听了玻尔的报告。
大厅里坐满了人。在海森堡的心目中，玻尔算得上一个伟人了。夏日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射进来。玻尔站在讲台上，头微微倾斜着，嘴上带着友好而有些窘迫的微笑。海森堡觉得玻尔的声音相当地轻。他看得出，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仔细组织的，关键的字眼儿都经过了认真推敲，因此，表达不但清楚明白，而且富有启发性。海森堡深深被吸引了。
但是，对于玻尔在讲演中再一次提到原子的“电子轨道”，海森堡却感到不是滋味儿。这是海森堡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在作怪，他讨厌把不能探测的东西加以形象化。上大学时读到柏拉图的《蒂迈欧》，那里面讲了原子的几何形状，他深感吃惊，说：“一个具有批判品格的敏锐哲学家，竟然堕入幻想的深渊，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悲哀。”
现在，他的批判精神对准了玻尔，他认为，玻尔的“电子轨道”同样是一种幻想。
讲演结束后，玻尔找到海森堡，真诚地提出，要听听海森堡对演讲的见解。结果，海森堡讲了自己的感受，当然包括他对“电子轨道”的反感。
玻尔已经学会让自己不要惧怕向他发起挑战的聪明学生。他听了海森堡的见解后，当时没有讲什么，只是说，下午请海森堡同他一起到海因山去散步。
海森堡不晓得将要发生什么事，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实际上，他的真正的科学事业从那天下午开始了。散步中，玻尔认真地听取了海森堡的见解，并且告诉海森堡，他希望海森堡能够设法到哥本哈根去，以便他们一起工作。
海森堡的头脑里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可玻尔由于这次散步出了麻烦。第二天晚上吃饭时， 两名穿着哥廷根警察制服的年轻人闯进了玻尔的住处， 其中的一个拍着玻尔的肩膀说： “你因为拐骗幼童罪被捕了！”
他们要保护的“幼童”是海森堡，孩子气并带着雀斑和一头坚硬的红发。
玻尔哭笑不得。
无论如何，玻尔得到了海森堡。
海森堡有了新发现：“测不准原理”。这使玻尔无功的飞翔停了下来
玻尔不会忘记，卢瑟福不但赞扬了他的假设，而且指出了他假设中理论上的“障碍”。卢瑟福给玻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感到在你的假设中存在一个严重困难，我相信你会充分理解到，那就是一个电子当它从一个稳定态进入另一个稳定态时，它如何决定自己将以怎样的速度进行运转？我感到你必须假定电子知道它将在哪里停下来，以便使自己新的运转以一种新的速度进行。
这个问题，玻尔自然像卢瑟福所讲的那样，“充分理解到”了。
为此，他必须计算。而计算在各种力相互影响下不断旋转并改变速度的电子的某一时刻的运动频率，谈何容易！
玻尔最终走投无路了。海森堡也加入了解决难题的行列，同样被弄得精疲力竭。
1927年2月末， 玻尔去了挪威，想通过滑雪轻松一下。海森堡则继续奋斗。
在玻尔研究所的屋檐下自己屋子里工作至深夜的海森堡，想休息一下。但对他来说，只要是醒着，休息，就意味着换一种方式工作。他由计算改为思考。他走下楼，到了外边。当时已经过了午夜。他穿越研究所后面的巨大的山毛榉树林，来到法拉德公园的开阔的足球场。天气很冷，天上繁星闪耀。海森堡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步行者，寒风正好为他助兴，夜空给了他莫大的思索空间。他进入最佳的思索状态。他开始有了一个明显的想法，那就是必须假定只有在量子力学数学形式框架中能够描述时，大自然才允许实验情况发生。随后，这一判断立即使海森堡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在原子的极端微小的尺度上，对事件能知道的准确程度必然存在固有的极限。假如你要证实一个粒子的位置，这就意味着你让这一粒子停留在固定的位置上，而这样，你实际上就改变了它的速度因此也就失掉了速度的信息。假如你测量它的速度，你因此也就不可能准确确定它的位置。一项测量总使另一项测量不准确。
想到这里，海森堡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开始把他的想法用数学表示出来。结果，想法被计算所证实。
那天夜里海森堡构想出来的东西后来被称为“测不准原理”。这一原理意味着物理学中严格决定论的终结，因为假如原子事件本质上是界线不清的，假如不能获得关于个别粒子的位置在时空上全面的信息，那么，对它们未来行为的预测只能是统计的。
海森堡这种使原子内部民主化的举动，使玻尔最终明白了，也最终回答了老师卢瑟福所提出的问题。这时他感到，无论精神还是体力，全都得到了解放。
第一部分：核物理界又一颗巨星冉冉升起飞翔中的大鹏怎样对付风浪
量子理论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完，另一方面，这个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
1927年夏，墨索里尼政府在科莫召开了一次国际物理学大会。召开大会的名义，是纪念100年前逝世的意大利物理学家阿里桑得勒·伏打，他发明了电池，人们曾按他的名字把电压的标准单位定名为伏特。除爱因斯坦外，所有的知名科学家都去了。爱因斯坦拒绝到会，是拒绝把他的声望送给法西斯。玻尔与会是去捍卫量子论，因为他预料，原子量子论在会上必然遭受到围攻。
1926年，欧文·薛定谔曾提出一种与玻尔的量子论相一致的理论，使量子论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但薛定谔却是经典物理学的忠实维护者，因此，随后，他又把自己的理论“巧妙地”恢复到了经典物理的老一套。
许多传统的科学家却因此认为这是一次“胜利”，表示他们将带着一种“收复失地的感觉”祝贺薛定谔的这一胜利。
为了弄清真理，会议之前，玻尔邀请薛定谔去了哥本哈根。
辩论从火车站开始，一直持续到夜里。海森堡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玻尔虽然是一个待人十分周到和礼貌周全的人，但在讨论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