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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推广？该书没有透露。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会不会仍然是一个姓氏问题？但愿，但愿不是！
但愿，再也不要发生这样的争论了。温州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今天不需要，明天也不需要；百姓不需要，国家更不需要！
第一章 是非温州论高低，是是非非（1）
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戏剧性，围绕着温州模式的争论也有戏剧性。
对于温州模式，有人在难以直接否定的情况下，就来一个间接的否定，就是把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对立起来，把苏南模式说成是高级的，把温州模式贬为低级的，并且有一个很能迷惑人的口号：比较研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来，就有一批政界人士、理论界人士、新闻界人士，不断地对这三大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说原来的出发点是良好的，那么后来就变得复杂了。尽管也有人在研究中把温州模式摆在比较值得提倡的位置，但比较研究的主流是更为提倡苏南模式，总是有意提高苏南模式，推崇苏南模式，压低温州模式，不屑温州模式，认为苏南模式是发展乡镇集体经济之路，比发展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高一个层次，代表了将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温州模式终将向苏南模式过渡，并终将被苏南模式所取代。
虽然这只是一个模式比较问题，形式上并不是直接的争论，同其他的争论有点不一样，对温州的实际工作没有带来直接的干扰，但也是一种形式的间接争论，所造成的无形压力也是很大的，对温州的发展影响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道理很简单，既然一个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是比较低级的，一个是取代别人的，一个是被别人取代的，一个是有无限前途的，一个是前面的日子有限，那么应该选择哪一条路，还不是明摆着吗？
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当然没有什么错。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也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之事。问题在于，对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比较研究，怎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来了一个“高级”一个“低级”，而且“低级”只属于温州模式，“高级”只属于苏南模式。这就不能不成问题了，不能不使人想一想这个以所谓“比较研究”之名，其贬低温州模式之实了，以及其所包含的否定温州模式的内涵了。
这并不是单纯的逻辑推理，而是由这个比较研究的内容所证明的。
比较者一：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这是比较中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当时不是叫市场经济，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禁区，不能提也不准提，研究中还没有采用市场经济一说，而是称为商品经济，甚至称为“投机经济”。当然，也有的聪明人给温州模式戴上了一顶市场经济的帽子。比较来比较去，研究来研究去，当然苏南模式是计划经济，温州模式是市场经济（投机经济）。计划经济是为主的，是方向；商品经济是为辅的，不是方向。市场经济呢，则是“资姓瘟疫”，谁一给沾上边就完了。即使是在支持温州模式的改革家那里，也是小心翼翼地避开市场经济不谈。谁若于此多说几句，漏出几句肯定温州肯定市场经济的话，那就要当心被戴上一顶西化的帽子。比较结果，自然，苏南模式是高级的，要肯定，要支持；温州模式是低级的，要限制，要引导。
比较者二：是集体经济还是私人经济？这是比较中最伤脑筋的一个问题。苏南模式是发展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发展私人经济。不比还好说，一比就难说了，一个是集体，一个是私人，一看就清楚，不用比较了，也不用研究了，自然是苏南的高级，温州的低级。何况发展集体经济是方向问题，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的为主。私人的作为补充补充还可以，开放一点允许允许还可以，怎么能放手大发展，更怎么能大鼓大吹呢？老祖宗100多年前就说过要消灭的东西，如今倒过来要支持发展，还要作为一种新的模式，到处推而广之，这究竟该叫做什么呢？叫否定之否定？是向上飞跃的再否定，还是向下倒退的再否定？
比较者三：是有序经济还是无序经济？这是比较研究中争论甚多的一个问题。谁都喜欢有序，谁都厌恶无序。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的无序。那个责问是问得相当尖锐的：如果都像温州那样，中国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一问，就像武林中高手点穴那样，似乎点中了命脉，问得好多人不敢说话了，或者想说也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温州当年是曾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也一度出现一些假冒伪劣商品，说“无序”也的确有点“无序”。问题在于，不是有没有这个无序的现象，而是如何看待这个无序的现象——是用改革的眼光来看，还是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是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还是用计划经济的眼光来看；是用辨证发展的眼光来看，还是用片面静止的眼光来看。其实，只要坚持改革的观点，坚持市场经济的观点，坚持辨证发展的观点，就会对温州出现的“无序”进行分析，首先肯定其对旧的计划经济秩序的冲击和否定，肯定其按市场经济秩序所进行的变革和创造。在计划经济的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在市场经济的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候，温州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冲击旧的经济秩序，打乱旧的经济秩序，破坏旧的经济秩序。如果认为这是“无序”，那么这个“无序”是必然的，是改革所需要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是贡献而不是犯罪。只有那些假冒骗所造成的“无序”，才是应该严加谴责和打击的。尽管谴责和打击假冒骗是正确的，但也决不能把假冒骗与温州模式等同起来，借批判假冒骗之名，行否定温州模式之实。如果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或者说市场经济应有的题内之义，如竞争，如投机，如长途贩运，如经纪人等等，也当作无序而加以否定加以批判，甚至当作温州模式的一个个罪状，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的是在当时，形而上学盛行，错的不见错，对的倒成了错。温州不仅是无序的代名词，而且是假冒骗的代名词。有的地方甚至把温州等同于假冒骗，在商场里公开声明：本店没有温州货！本店不卖温州货！如此一来，谁高谁低，也就一目了然。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比也是低，不比也是低。岂只是低，简直一个高高在天上，一个低低在地下，一个是功臣，一个是罪人，越比越低，越比越不能比。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下，这一个谁高谁低的争论，曾经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也曾经是相当激烈的，甚至争得即使肯定和支持温州模式的专家和学者，有时也不能不跟着那个调子跑。可以说，在当年难得听到一句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高级的声音，甚至连半句也没有。不知是温州模式真的就比苏南模式低几档，还是不知囿于时代的限制不敢说，囿于政治环境的限制不敢说，还是就根本没有想到说。
除了那些的确是醉心于比较研究的学者之外，这也可以说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否定温州模式。它所宣扬的，其实仍然是发展集体经济优越于发展私人经济的哲学。这对中国官员和老百姓的冲击是很大的，对温州官员和老百姓的冲击自然就更大。
第一章 是非温州论高低，是是非非（2）
历史好像是专门与有的人过不去似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私人经济在中国宪法上的地位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不过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几大模式的自身实践给这个模式比较研究做出了结论。不是苏南模式取代了温州模式，而是温州模式取代了苏南模式。越来越生气勃勃的，越来越富有活力的，越来越兴旺发达的，只有一个温州模式而已。因而三大模式比较研究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比较研究所肯定的主流从苏南模式变成了温州模式，并且出现了把三大模式统归于温州模式的趋势，有的学者声称今后不必提苏南模式也不存在苏南模式了。最带权威性的是2001年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与会的专家们称：广东模式、苏南模式现在统归于温州模式。这表明了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的一个认同感，对温州模式的一种新肯定。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还曾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论文——《“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争的终结》，对两种模式的历史命运有一个甚为深刻的概括。
董辅说——
在80年代中期前后，在我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这是关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选择怎样的模式之争。争论异常激烈，甚至上升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经过两种模式发展的实际成效的比较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之后，到90年代末期，这两种模式之争，以〃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化而告终结。
为什么会以“苏南模式”向“温州模式”的转化而告终结呢？董辅指出，这两种模式有四大“根本区别”：
一是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发展非公有制的非农产业；苏南模式则是在农村发展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非农产业。
二是温州模式的非农产业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苏南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乡镇政府。
三是温州模式的企业是完全在市场的指挥棒的指挥下运行的；而苏南模式的企业的生产起初主要是为满足公社社队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