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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浴室的镜子上，又复印了一份放到钱包里，以便每天都能看到。我还填了一张（空头的）4000美金的支票放到汽车仪表板上（我每天开车的时间很长，这样的提醒很是醒目）。我又拍摄了一张百元面值的钞票，放大之后贴在简娜床头的天花板上，这样她每天从睁开眼到睡觉之前都有看到它。
简娜15岁了，是个典型的南加州的少年。她对如此种种近乎荒诞的想法无动于衷。我向她和盘托出这一切的缘由并建议她也写上一份表示决心的誓书。
现在我的决心已经明确，需要采取行动，向人张口了。我一向自给自足，不依附别人，不向别人伸手。所以对我来说，张口向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要钱已属不易，更何况向陌生人相求呢！但我决定做一下，于我又有何损？
我做了一张传单，上附简娜的照片和她为何想赴德学习的陈述。底部留一附单，人们何以撕下来连同汇款一起在元月一号前寄还我们，我请求5、20、50或100美元的赞助。我甚至留下一空行，以便赞助者自行填写赞助金额。然后我把这些传单寄给每一位亲朋好友甚至是点头之交的人。我还寄给我工作的办公室、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几份。我查询了本地30家服务机构的地址，也给他们邮了些。我甚至给航空公司去信请求他们让简娜免费乘机赴德国。
报纸没有刊文帮我呼吁，电台无动于衷，航空公司也回绝了我的请求。但我继续求助，继续发我们的传单。简娜开始梦想意外之财了。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开始收到资助了。第一笔5美元，最大的一份馈赠是亲朋好友的800美元。大多数是20或50美元，有的是认识人寄来的，有的则来自索昧平生的人。
简娜对这种构思着迷起来，她开始相信这能使她如愿以偿。有一天她问我：“你认为用类似的做法能让我考到驾驶执照吗？”我保证说可以。她试了试，果然拿到了驾驶执照。到6月1日时，我们竟收到了3750美元。真让人激动不已。然而尽管不错，对还差的250美元如何等措，我还是一筹莫展。6月5旧之前还得想法弄到这250美元。6月3日那天，电话铃响了，是镇上一家服务机构的女士打来的。她说：“我知道我已过了最后期限，现在是不是晚了点？”
我回答道：“不晚。”
“那好。我们真想帮帮简娜。但只能给她250美元。”
总共加起来有两家机构和23名资助者使简娜梦想成真。在德国的1年中，她给他们去过好几次信谈她的经历。回国后简娜还在那两家机构作了演讲。对简娜来讲，从9月到5月在德国沃尔森的交换学生的生活是一段美好的经历。这拓宽了她的视野，使她对世界和人类有了新的理解。从那以后她在欧洲漫游，在西班牙工作了一了夏季，又在德国工作了一个夏季。她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作为美国服务志愿队在佛蒙特的一家艾滋病防治机构工作了两年，现在正在攻读公共健康管理的硕士。
简娜赴德后一年，我重新寻觅到一生所爱，还是用的那3种方法。我们是在一次“自尊研究会”上相遇的，结婚后又参加了“夫妻研习班”，之后的7年里我们到各州旅行和长驻，其中有阿拉斯加州。我们还在沙特阿拉伯住过3年，现在我们住在亚洲。
像简娜一样，我开阔了眼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这一切归功于我学会了对所想得到或成就的物和事，要一张口、二下决心、三采取行动。
（克劳德特·亨特）
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经历
我已经学会尽可能小心地使用不可能一词。
——温何·花·布劳恩
两三年前，一次经历影响了我的信仰体系，以至于永远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那时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意在开发人自身潜能的组织。我和其他50人还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领导才能工程”的培训。某周的例会上，大家提出了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举措，从那天起，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这项举措意在为洛杉矶市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此外还要求搞些衣物来分发给他们。最要紧的是，我们还不能自掏腰包，不能动用本人的一个子儿。
可是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在餐饮业或类似行业里工作，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不是勉为其难吗？”然而我们还被要求在周六上午做好所有这一切。现在已经是周四了，我更加预感做成这件事简直是太不可能了。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如此认为。
环顾四周，我看到50张板得紧紧的、好像刚刚擦过的黑板的脸孔。没有一个人对怎么着手这项工作有一点头绪。然而更意想不到的是——既然没有人站出来表态服输，那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说：“是，可以，我们一定能做到，没问题。”
于是一个人提议道：“那好，我们要分一下组。一组去搞食物，一组去搞厨具。又有一个人说：“我家有台卡车，可用来拉家什。”
“太棒了！”我们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又有人补充道：“还要一组负责招待和募集衣物。”我还未及多想，就被任命为联络组组长了。
到凌晨2点钟，我们列出一个单子，写下所能想到的应做的每件事，然后把任务分配给每个小组。之后回家小睡一会。我记得我把头搁到枕头上时还在念叨：“上帝，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我们要全力拼一下。”
6点钟，我被闹钟吵醒，几分钟后，2名组员来了。我们仨个和组里其他人要试着在24个小时之内为1000名无家可归者提供早餐。
我们翻出电话号码簿，给我们列出的每一个也许能帮上忙的人打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给范恩合作总社。听完我的说明，那边告诉我说他们必须递交一份要求供给食物的书面材料，而且需要2周才能获准通过。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等不了2个礼拜，我们需要当天弄来，最好在天黑之前弄到。那个部门经理说她一个小时后给我回话。
我又给西贝格尔公司打电话，重申了我们的要求。老板爽然同意，真让人喜出望外。我们一下有了1200个过水面包圈。等给扎基农场打电话想从那里搞到些鸡肉和鸡蛋时，我的呼机响了，同伴告诉我说他在汉森果汁公司搞到了一卡车新鲜的胡萝卜汁、西瓜汁及其他种类的鲜果菜汁，汉森公司愿意把它们捐赠出来——这就像一个明确的本垒打让左右卫忙乱起来。
范恩合作总计的部门经理回电话说她为我们搞到了各类食品，包括600个面包。10分钟后又有人打来电话说他们打算捐献500个玉米煎饼。实际上，每10分钟都有一个组员打来电话告知他搞到了多少多少的东西。“哦，难道我们真能把这桩事办好吗？”我不禁想。
经过18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最后在半夜时驱车到翁绍尔面饼圈公司去拉800个面饼圈。我把它们小心地码在客货两用车车厢的一边，这样我就有地方去装那1200个过水面包圈（我已定好5点钟内去拉它们）。
经过几个小时必要的休息，我跳进车里，在西贝尔格公司的催促下，装上那些过水面包圈（这时候我的车子闻起来像个面包炉）。然后直奔洛杉矶。已经是周六早上了，我真有些疲惫不堪。5点45分，我把车开进停车场，看到组员们在搭设工作炉、给氦气球充气，设置简易厕所——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我赶紧下车开始往下卸成袋的面包圈和一箱箱的面饼圈。上午7时，停车场门前排起了长队。我们赈施早餐的消息在附近的贫民窟中不胫而走。排队的越来越多，一直延伸到街上，绕了整个街区一圈多。
7点45分时，妇女甚至连小孩也加入就餐的队伍中。他们的盘子中装满了热炸鸡、煮鸡蛋、玉米煎饼、面包圈、面饼圈和其他食品。旁边是一堆堆叠放整齐的衣物。到天黑时，这些衣物都会被领走的。喇叭里响着激动人心的演说：“我们就是世界。”我面前人头攒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肤色，都在尽情享用着早餐。到上午11点，食物发放完毕，总共让1140名无家可归者吃上了早餐。
后来自然而然地，我们工作人员和无家可归者在一片欢欣鼓舞中随着音乐跳起舞来。两个无家可归者来到我身边，说这顿早饭是给他们准备的最好的东西，也是他们参加的第一次没有发生冲突的食物赈济活动，其中一个人紧握住我的手，我的喉咙哽咽着。我们成功了，在不到48小时内为千余名无家可归者提供了食物。这次经历对我影响尤为深远。时至今日，每当人们告诉我说他们想做什么事但又觉得没有把握时，我会在心里说：“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曾那么想过……”
（米歇尔·杰弗瑞斯）
不可能的奇迹需久候
何谓能行，何谓不成，我们的知识都无从明确把握。
——亨利·福特
20岁那年的我，初享生命的甘美与愉悦。我积极投入体育锻炼，擅长滑冰滑雪，还打高尔夫球、网球、羽毛球、篮球和排球。我甚至还组建了一个竞赛联合会。我几乎每天都坚持跑步。我着手建立一家网球场建设公司，因此将来我的收入前景也很乐观。我还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订了婚。然而厄运——或者至少是一部分人认为是悲剧——降临了。
金属扭弯的声音、玻璃碎裂的声音使我蓦然惊醒。瞬息间又恢复了平静。再次睁开眼睛，世界已变得一片黑暗。知觉恢复时，我感到满脸在流血和极端的痛苦。我听到有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但我又再度失去了知觉。
那是个美妙的圣诞之夜。我和一位朋友离开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家驱车去犹他州。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