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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法警回答说，在拍照时，很可能拍入了陪审员的面容，如果照片刊出去，很可能导致整个案件的流审。
辛普森的整个辩护律师团都催着李博士离开法庭，赶回事务所商讨下一步策略，李博士知道法院楼下仍有大批记者等候，律师团仍会花一些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便跟我说：“等一下你到楼下，我会等你。”
在法警坚持要没收我的记者证及相机的情况下，我只好去见法官。最后法官同意将相机和记者证还给我，但把底片曝光，等到处理好这些事后，已过了二十多分钟。
我赶紧到楼下，原来成群的记者早已散开，楼下只剩下两位警卫，我向他们询问有没有看到李博士，他们说：“有，但是他早已跟辩护律师团一起走了。”
原来以为可以拿到独家专访李博士的新闻，没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整天工夫就这样泡汤了。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停车场途中，突然听到附近有人不断地按喇叭，我抬头一看，前面一辆白色的箱形车里面，好像有人在向我招手，再走近些，原来向我招手的是辛普森案中著名的辩护律师。
等我靠近这辆车时，这位律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终于出现了，我们等你很久啦！”
我正在纳闷时，箱形车的侧门突然间拉开，冒出了一个东方人面孔，原来是李博士。“李博士，原来你在这里！”我惊喜地叫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一段时间了。”他回答说。
我往车里一看，车内是每天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辛普森辩护律师团，原来李博士要求等到我时才离开法院大楼，律师团只有陪着李博士一起等候。
见到我后，李博士给了我他下榻的饭店地址，面带歉意地表示，他们必须马上赶回事务所商讨案情，已经等候多时，不方便再拖延下去，不过他晚上8点会回到饭店，可以接受我的专访。
晚上我依约赶到了他住宿的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好莱坞的偏远地区，鲜为人知，原来李博士为避开记者的跟踪而住到这家不起眼的饭店。虽然忙碌了一整天，坐下来谈起辛普森案时，他丝毫没有倦容。李博士谈到了后悔参与该案的心情，以及他不愿意再参与辛普森民事诉讼案的打算。第二天，这篇专访在中文报纸刊出，四处寻找李博土踪影的英文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都纷纷将这篇专访翻译为英文刊出。
李博士精力十分充沛，智慧过人，观察细心入微，有时令人吃惊。在口述整理过程中，他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口述其中的一个案件，我一边用笔记录，一边用录音机录音，几个小时后，录音键跳了起来，我将录音带翻过来，准备换面继续录下去，但是李博士拦住我，他说：“那一面已经录过了，再录会将原来的内容洗掉。”我按下放音键一听，果然那一面已有录音。
李博士也很幽默，有一位听过李博士演讲的同行除敬佩他的专业学识外，还表示，李博士在退休后不需从事刑事科学，只需要担任脱口秀的谐星（Stand…up comedian）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李博士是一位全球公认的刑事科学权威，被刑事界及司法界尊称为“现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替李博士整理这本书，是我毕生难逢、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从李博士身上，我体悟到人生的哲理，希望读者也能从李博士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一些体会，在此我想感谢我和李博士的共同好友柯约瑟夫妇、陈君仪先生、陈李琬若女士提供的协助，更感谢我的太太杨弘如医生及家人的全力支持，让我心无旁骛地专心整理此书。
邓 洪
1998年11月7日于洛杉矶
从留学生到美国著名记者和律师代 跋
南国季春，一个深夜，神探李昌钰来到了深圳以西60公里的一个小镇。我应约驱车去见他。
当坐在东莞厚街镇的咖啡座里，我与他谈起将他的侦探生涯进行整理时，李博士坦然告诉我，在邓洪之前甚至当下，已有十多位台湾文坛高手透过各种关系来争取写他的传记及整理他的刑案。
在本书台湾版自序中，李博士写道，“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很多人的鼓励及协助，首先要感谢邓洪律师，他是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一生与我的际遇有些相似，都是在艰困中奋斗崛起。”
每隔几年邓洪都会回中国探亲。每次回国他都感觉中国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谈到现在青年一代过于沉醉于物质享受，过于满足现状，而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他说，与李博士的人生经历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幸运者。但是，与李博士对社会的贡献来比，又觉得自己多么渺小。
1967年邓洪出生于广东河源一个名叫黄田的小镇。其父邓家荣在银行工作。父亲在求学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自愿到山区工作。“文革”开始的翌年，长子出生，父亲怀着一种希望，取名“邓洪”，就如“文革”的革命洪流一样。但是没想到这股洪流竟然将自己冲了，由于祖父是地主，妈妈带着他及两位姐姐、弟弟被迫回原籍广东罗定乡下去了。
由于是“黑五类”子弟，在学校根本抬不起头来，看到别的同学脖子上挂着红领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挂上。每次生产队召开批斗大会，妈妈都不让孩子去看。每次会后，奶奶都躲在屋角，暗暗地流泪。后来我们才发现，很多次被批斗的正是奶奶。慈祥善良的奶奶何错之有，只不过她嫁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
就这样，在莫明其妙的羞辱和过早降临的贫困和压力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文革”结束的那年，9岁的邓洪才回到父亲身边。
在河源中学这个乡下来的、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不仅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而且考上了深圳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那是1984年，当时深大刚刚成立不久。
深大开放式的教育当时在全国来说很新潮，校方鼓励学生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很多同学都“半工半读”。邓洪也在学校外事办公室找到一份“半工”的工作，协助照顾外籍教授。不到两年时间，原来怕有广东口音而不敢开口的他，竟然能带着几位外教到中国各地四处旅行，俨然做起了翻译。升三年级时，幸运之神的手伸向了他，一位叫林秀文（Ｌｙｎｎ Ｍｃ Ｏｗｅｎ）的美国教师对这位黑黑瘦小的中国孩子发生了兴趣。林老师发现他的兴趣很广，邀他去美国留学。
经过一番努力，在1987年1月，20岁的邓洪终于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这位热心的老师帮助下，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经济系。
学校虽然承认深大修的一些学分，但由于未拿到学士学位，因而要补修很多课。一次，在中国同学会的年会上，他遇到第一个到新华社担任外国专家的新闻系主任汤姆·莱利博士（Ｄｒ。Ｔｏｍ Ｒｅｉｌｅｙ），于是命运又来了一次转机。他发现他对新闻有兴趣，二话没说就替邓洪办妥转系手续，进入他的门下学习新闻。
自从《华盛顿邮报》披露水门事件而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以来，美国文科最优秀的学生都纷纷投入新闻系。当初以为写文章是好玩的他，转入新闻系后才发现高手如林，这才想起有说美国大学入学容易毕业难的忠告。既然上了船，只好硬着头皮应战，别人写两篇文章，他就写三四篇。很多老美学生虽然嘴巴说得顶呱呱，但是写起来就苦巴巴。由于在深大读英文时用的是语法大师许国璋的教材，词汇量虽然不多，但语法比他们强。就这样，由于投稿量多，语法较强，这位带着广东口音的外国学生竟然被大学校报Ｓｕｎｄｉɑｌ录用为记者。
“在穷于应付学校功课的同时，我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在学费上遇到后院起火的问题。我是自费留学生，担保的林老师已出了很大的力，我不能再去麻烦她；在中国的家人不需要我的照顾已经很好，更不用说寄钱来；而自己又不是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可以申请奖学金或助学金。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别人在沙滩上晒太阳时，我冒着南加州烈日去做园丁；别人在炫耀他们的新车时，我在一旁汗流满脸地为汽车打蜡；别人在星期五晚到外面喝啤酒开派对时，我正双手托着盘子在餐馆做服务员。”他娓娓而动情地说给我听。
“记得最清楚的工作是在好莱坞山上送中国外卖。当时刚从朋友手中以250美元买到一辆大众牌甲壳虫小车，在好莱坞山下的一家小型中餐馆找到一份送外卖的工作，山上住着很多电影明星及导演。车的消声器坏了，爬坡时声音十分大。马达声在山谷回响着，有些客人看到我这辆破车，会多给几元小费，并说：‘拜托，拜托，用这钱去修一下你的汽车吧。’不过也有些客人并不讨厌我这老爷车，他们说，‘一听到汽车声音，我就知道中国菜要送到了。’“钱一元一元地赚，一分一分地省，但是到学期开学时，辛辛苦苦赚来的几千美元，一下子就上交给学校。有时算一算，假如我将这些钱换成人民币，我可以在中国过很舒适的生活。但是，想起家人对我的期望，想到奶奶的眼泪，我又打起精神来继续白天上课，晚上或周末打工。”
功夫不负有心人，毕业前半年，他有幸被学校推荐到全美电视网（ＮＢＣ）做实习记者。“我一直认为媒体应充当替弱者主持公道的角色，恰好我被安排到著名的Ｄɑｖｉｄ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的《讨回公道》消费权益节目制作组。我们利用媒体的力量，向一些美国主流大公司挑战，迫使这些大公司不得不屈服于平民百姓。”
“有一次，一对80多岁的白人夫妇被一家投资公司骗去所有的储蓄，执法部门又推说是属于民事官司，应该自己去找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