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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在士大夫对董卓的纵容和放弃之间，废少立献的政治结局具有了两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纵容，使得董卓废少立献得以顺利实现，长期以来由太后、外戚、宦官造成的东汉皇权危机，就在来自于官僚层面的干预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决，但皇权衰弱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观。皇权被强权所压制的结果，就为汉魏之际的政治发展先期设定了多重的选择：是用强权取代东汉皇权，建立新皇权？还是摆脱强权，恢复东汉皇权？这都需要后来的人们仔细面对。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对董卓的放弃，以废少立献为标志，东汉帝国开始解体。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诚然，在东汉帝国彻底消亡的过程中，士大夫最终是要扮演肢解国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关东联盟（1）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蒿里》
避其锋芒：屈意合作背后的真相
国外有位学者对于军阀和政治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评说：
军事长官和军阀的政治取向，通常同样也处于既存价值和政治框架之内。尽管他们力图谋取对于中央政府的更大独立地位或夺取中央政府，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体系。大致说来，他们甚至不希望政府结构全面军事化。相反，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夺取对既存政治结构的控制，为自己，为其家族，也是为其集团。（［以色列］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
董卓是否也是这样呢？
在董卓进京之后，凭借武力的威慑，废旧立新，将皇权视为股掌上的玩物，前辈武人梦寐以求的听政朝堂，在他那里被大大的向前跨越了一步。然而要自行其政，要让身边的凉州将士、羌胡兵脱下甲衣，穿上朝服，去整治朝纲，怕是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在公文案卷面前要败下阵来的。董卓不会感觉不到超越士人行政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武人政治有多么艰难。
就在董卓彷徨之际，尚书周毖和城门校尉伍琼主动登门拜谒。周毖，史书上对他的记载很有限，甚至对他是哪里人还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伍琼，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人物，史家怀疑他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奔走之友”之一、后来入何进府的伍孚。这二人在当时应该也非等闲之辈，他们更像是士大夫与董卓进行政治谈判的代表。周、伍二人与董卓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希望董卓来担当中兴之臣的角色，选用天下名士，修葺行将崩溃的国家大厦。周、伍的用心是否真实，日后自见分晓。
既然士大夫已经伸出了他们“友谊”的双手，董卓又何必身陷在那繁杂的政务之中呢？
于是，董卓就“爽快”地同意了周、伍二人的建议，并委托他们来组建新一届士人政府。并且为了表示诚意，董卓会同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俱带锧诣阙上书”，要求给窦武、陈蕃和党人们平反。这里所说的锧，是刑具，轻易可动不得，只有在极刑中才会使用。把它带上，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董卓连命都可以不要，也要还党人一个清白。这事由董卓亲自来做，未免有些夸张了。谁不知道董卓把持朝政，废立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给党人平反也只是你动动口的事情。之所以要把动静闹得这么大，无非就是要把文章做足，向士大夫示好，武人和士人可以精诚合作。
周、伍二人的组建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征辟名士。此次受到征辟的名士应为数不少，像郑玄、荀爽、申屠А⒉嚏摺⒊录汀⒑凇⒅Ｌ⒑物J等人都名列其间，这看上去似乎就是何进招揽海内名士的翻版，董卓大概也是要借此来装点自己主政的政府，并且心情还很急切。譬如，对于那位当年因病没有抵京的荀爽，开始是让他做平原相，在其赴任途中，又征他入朝，拜官光禄勋，成了九卿之一。过了三天，再次升迁，做了司空，荀爽从处士到宰相前前后后不过是九十五天的时间。但是要让荀爽这样的名士因此党附董卓，可能性并不大。更令人生疑的是，为什么曾为何进心腹谋主、袁绍挚友的何颙仍旧会被董卓委以重任，出任卓府长史？虽然长史的秩级不高，但却是一府的总管，被视作“毗佐三台，助成鼎味”，是非府主的亲信不得担任的职务。难道何颙也真的认为董卓能够匡正汉室？
第二，京官外任。在周、伍二人的策划下，董卓任命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骑都尉张邈为陈留太守，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另外，尚书郎许靖也在外任之列，安排去做巴郡太守，但是没有成行，留京做了御史中丞。这位许靖，是著名的人才专家，他堂弟许劭主持的“月旦评”，谁人不知，能得到评主的一句评语，就足以让他光耀士林了。许靖还是周毖组建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此次京官外任州郡长官，从表面看来，是在新君初立之际，安抚地方的措施，以便保障董卓政令的下达。似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生疑的地方。
然而，在董卓那里讲得通，想得明白的事情，却不真实。周、伍二人尽心的工作，却是要掩护士大夫正在酝酿的一场针对董卓的“运动”。这场“运动”的核心就是要里应外合铲除董卓。
要把这场“运动”理出个头绪，不妨先来看一下，在董卓行废旧立新之际，一批京官出逃的方向。袁绍“悬节于上东门”，北上逃往冀州；袁术南下进入荆州，目的地是南阳；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落脚于兖州的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
《三国前传》第二部分关东联盟（2）
在当时，朝堂之上能够感知到山雨欲来的官员们也在纷纷离京，他们采用的方式无外乎两种，一是辞官，或是不履行什么手续，把印绶一扔，自己不干的也有；二是千方百计寻找外任的机会。一旦离京，辞官的自不必说，外任的也不是真的去做官，他们的归宿是家乡。此种形式的离京，实际上就是避难。这些官员一般也不会引起董卓的重视。
而袁绍、袁术和曹操却不同了，他们都是董卓要极力拉拢的人才。他们出逃，袁氏兄弟不是回到汝南，曹操也没有去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彼此似乎毫无关联。但是，袁绍去的冀州，韩馥做了刺史；袁术要去的南阳，张咨做了太守；曹操去的陈留，张邈是太守，刘岱是兖州的刺史。袁绍等人出逃地点的选择与周、伍二人安排的京官外任地方州郡长官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非也。我们前面讲过鲍信要袁绍袭杀董卓，在当时洛阳城中想这么做的不只是鲍信一个人，像伊阙都尉张承，他也是和袁绍一样的公子，就想除掉董卓，他弟弟张昭劝阻他说：“现在要诛杀董卓，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太大。况且，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同道的帮助，没有训练有素的兵勇，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董卓无义，也不会有多大的作为，不如暂时避其锋芒，待时而动，到那个时候大功就可以告成了。”袁绍等人出逃，韩馥等人来到地方，不就是为了避其锋芒，要有所行动吗？
难道董卓对此就一点都没有觉察吗？久经战阵的他，难道不知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对于拱卫洛阳的重要性吗？而四州武装的集聚，他会无动于衷？
事实上，董卓是有些迟钝了，除了对周、伍策划的京官外任出现判断失误以外，他还受到了三方面的干扰：
1受到朝中名士们的“蛊惑”，董卓要息事宁人。袁绍等人出逃，董卓完全可以缉捕拿办，而且他一度也是这么办理的。例如，曹操拒绝与董卓合作，逃离洛阳，进入中牟（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境内的时候，被认为形迹可疑，遭到拘捕，这时董卓发下的缉拿曹操的文书也来到了中牟，看来当时的国家机器还是在高效率地运转着。如果不是中牟县吏认为曹操是个英雄，放了他，曹操恐怕难逃此劫。但对于袁绍，起初董卓也是要严惩不贷，后来转为另案处置了，不仅让他在冀州境内有了身份，做了渤海太守不算，还封了侯。与董卓作对，无罪有功。董卓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备受董卓信赖的朝中名士们又为他做了一次洗脑的工作。名士们说：袁氏是政治世家，在东汉政坛上有影响，您要是把袁绍逼急了，他起兵造反，那可是一呼百应。不如既往不咎，让他在外面做个官，安抚为上。
2白波军在河东（在洛阳市西北，主要地区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活动，有割断洛阳与西部交通的可能。白波军是黄巾余部，因复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省襄汾县西南）而得名。董卓此前被诏任并州牧，就有剿灭白波军的使命。白波军一旦控制河东，就会使董卓与他的战略大后方——凉州失去联系，而确保洛阳与西部交通的顺畅，对于稳定凉州军的军心至关重要。作为凉州军中的精锐——秦胡兵和湟中义从，有着浓重的恋乡情结。当年，“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率领湟中义从对羌作战，时间一长，义从们想家了，仗就不打了，结果段颎被治罪，“输作左校”，也就是被劳动改造去了。凉州军是董卓立命的根本，战斗力必须得到保障，不容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