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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临刑时，从容就义，面无改色。所以当主事的人，无不众口一词地说：“真是一条好汉！”
谢伟虎，荣昌人，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奔走革命，时常化名，出没无定。于光绪三十年被捕，解往叙府，发交宜宾县审问。县知事赵国奉是翰林出身，品学兼优，很想为伟虎开脱，审问时屡次暗示他，说道：“你的事，大约是那样吧？……”他回答道：“不是，是这样的……”直供不讳，卒定斩罪。赵知事临斩回来，走进二堂，把顶帽取下去了，很愤慨的说：“这种人才，都拿来问斩，国家还干什么，这个官我不做了！”
李小亭，宜宾人，与宗吾为同榜秀才，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联俄容共，曾参预机要。＇2＇
雷铁厓、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都是李宗吾在炳文书院时代的同学。李宗吾在那段时期的事迹已无法可考，但是从这些人比较模糊的事迹当中，我们依稀可以想象炳文书院时代的李宗吾是如何和这些朋伴相互期许的。在他所撰写的其他友人的小传中，我们也可以推想处在革命大时代洪流中的李宗吾一步步从怀有经邦济世理想的青年走向厚黑教主的历程。另外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宗吾为他的友人们写下小传这件事情，显示了李宗吾其实在内心深处掩藏的历史情怀和情结：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在期许能有人为他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作为思想家，他绝对不愿意做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但是无奈的是他不在正统学界，他的思想无法通过弟子的传承而留世。
＇1＇ ＇2＇张默生：《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
第一部 成长思想独立：不宗圣人宗自己（1）
在炳文书院时代，李宗吾与同学朝夕磨砺，虽然已经出现思想上独立的萌芽，不过处于转朝换代之际，人的思想终究还是会被当时的环境以及现实羁绊，特立独行的李宗吾在这方面也未能免俗。不过考虑到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曾经是读四书五经前清秀才，李宗吾的道路也在情理之中。光绪二十七年（1900年），李宗吾考取秀才，第二年赴四川补行恩正两科乡试。八股时代的秀才，这几乎成了李宗吾一生的底色。《厚黑学》的最初面目，就是八股文章。后来李宗吾以《厚黑学》得享大名之后，在成都的《华西日报》发表《厚黑丛话》，还是说及《厚黑学》源于八股，在他貌似调侃的语言中，我们不知道李宗吾到底是何样的心境。（见注释1）改朝换代之际，虽然会有一些先进的士大夫知识者具有新的思想、观念、议论和主张，不过这些思想及主张也仅仅停留在理智认识水平，也远远没有构成真正的心态变化。这一观点，李泽厚曾经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李泽厚在那篇文章中接着说：“尽管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继承，在中国这一代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照耀。”＇1＇说李宗吾是中国最后一代的士大夫也许并不确切，但是李宗吾的心态却无疑是属于中国最后的士大夫。只不过深处偏远的李宗吾一直没有机会进入到那个阶层罢了。然而，按照上个世纪知识分子的代际划分，说李宗吾是中国二十世纪继康梁第一代知识分子之后第二代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等人）之前重要的一员，应该不算过分，所以，用李泽厚的说法去体察李宗吾的心境，到不乏为一把有效的钥匙。李宗吾之所以不见于后世学者的笔端而成为思想史上的思想者，前面已有论及，不再多说。应该注意的是，李宗吾在上个世纪第二代知识分子中是与别人迥然不同的一位，如果按照另一种眼光，从李宗吾作为开端，甚至可以写出另一种思想史。
如果说在炳文书院李宗吾还仅仅出于思想独立的萌芽，那么到了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独立的思想意识已经开始冲破当时思想的藩篱，开始起飞了。在李宗吾考取秀才的第三年，光绪二十九年（1902年），李宗吾和雷民心一起考取了四川高等学堂，因为该校总理胡雨岚去日本考察，学校推迟了一年开办。及至光绪二十九年冬（1902年11月），高等学堂开办，李宗吾才到了四川高等学堂赴学。
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一共学习了四年，对于初入学的情况，张默生在《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这样叙述：
“校中设甲乙两班，三年毕业，附设速成师范一班，一年半毕业。优级理课师范一班，四年毕业，宗吾就是入这一班。这一班是由中西算学馆的学生，及其他曾经学过算学者加以考试编成的，共选取32名。宗吾虽取入是班，其实他并未从师范学过算学。在家庭中，他曾学过‘七盘青’‘斤求两’之类；从刘七老师读书时代，他曾买了一部中国旧式算学书，其中有九章算法及开方等，他也逐一研究过。但都是珠算，而非笔算。在炳文书院时代，才买了一部笔算书，叫做数学启发，自行研究，全部都已了然。他在乡间同雷氏兄弟等共同读书时，又买了一部中西算学大成，及其他讲代数的书来研究，这是未入学堂以前自修的情形。那时懂得算学的人很少，凡是理科师范班者，众人皆刮目相待。他附省乡试时，见中西算学馆的学生，把代数备旨和代形合参中，有问题而无答案的，解释出来，刊印发卖，心中非常羡慕。及入高等学堂，竟得与这些人同班，真是无限的高兴。”＇2＇
李宗吾在高等学堂受到的这些西方科学教育，对他后来的厚黑学无疑起了影响，这种影响，与其说思想性的，毋宁说是学理性的。这些数学上的训练，对于逻辑的培养无疑具有直接的作用，之后李宗吾撰写《厚黑学》，虽然有繁乱拖沓之处，但是逻辑始终清楚，与这段教育当不无关系。
不过，李宗吾在四川高等学堂受到最重要的影响并非这些数理逻辑，而是思想独立的理念。说起来还是一段有意思的故事。李宗吾在民国二十四年成都的《华西日报》开设的《厚黑丛话》中曾有提及，语言虽然繁乱，但颇能显示当时的情景，抄之如下：
及入高等学堂，第一次上讲堂，日本教习池永先生演说道：“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与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他这种演说，恰与宗吾二字冥合，于我印象很深，觉得这种说法，比朱子所说“学之为言效也”精深得多。后来我学英文，把字根一查，果然不错。池永先生这个演说，于我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影响。我近来读报章，看见日本二字就刺眼，凡是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独有池永先生，我始终是敬佩的。他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至今还常在我脑中。
我在学堂时，把教习口授的写在一个副本上，书面大书“固囊”二字。许多同学不解，问我是何意义？我说：并无意义，是随便写的。这固囊二字，我自己不说明，恐怕后来的考古家，考过一百年，也考不出来。”固囊者，脑是一个囊，副本上所写，皆囊中固有之物也。”题此二字，聊当座右铭。＇3＇
这段故事，对于李宗吾之后发明厚黑学有很大影响，这是后话。在这里我要接着说的是，在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已经开始树起思想独立的旗帜了。这种思想独立比起始终身处学界中心的二十世纪前三代知识分子尤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当知识界相当多的人都在谈“独立性”，都在号称“独立思考”，以至“独立”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口头禅的时候，“独立”已经异化，已经恰恰成为随俗。真正的独立又一个简单的标志，就是你周围的人不赞同你，包括你的导师、学生。而现今主张独立的知识分子却在精神上极度依赖那个主张独立的不小的圈子。对于这一点保持一定程度的怀疑与自省，才能做到真正的独立。＇4＇客观地说，李宗吾未必不想跻身于当时那个小圈子，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这反而造就了彻底独立的李宗吾。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为李宗吾，便是此意。
关于改名，李宗吾在《厚黑丛话》中这样叙述道：
我本来是孔子信徒，小的时候，父亲与我命的名，我嫌它不好，见《礼记》上孔子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表示信从孔子之意。光绪癸卯年冬，四川高等学堂开堂，我从自流井赴成都，与友人雷（上龙下言）皆同路，每日步行百里，途中无事，纵谈时局，并寻些经史来讨论。皆有他的感想，就改字铁崖。我觉得儒教不能满我之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我自己，因改字宗吾。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之旗帜。今年岁在乙亥，不觉已整整的32年了。自从改字宗吾后，读一切经史，觉得破绽百出，是为发明厚黑学之起点。＇5＇
第一部 成长思想独立：不宗圣人宗自己（2）
对于宗吾这两个字，李宗吾解释说：
“我主张思想独立，揭出宗吾二字，以为标帜，一切道理，经我心考虑而过。认为对的即说出，不管人曾否说过。如果自己已经认为是对的了，因古人曾经说过，我就别创异说，求逃出古人范围。则是：非对古人立异，乃是对我自己立异，是为以吾叛吾，不得谓之宗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