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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巴雷已把“严肃刻苦”的诸多优点加以理论化，并且与工会陷于厮杀，而就在这时，我的儿子大概利用了这一混乱，决定要来到这个世界。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发现他相当丑，而且很不友好。眼睛闭着，眼皮肿胀，一张难看的脸，一个像长了须的甜面包似的脑袋，愤怒而敌意的拳头死死地攥着。当护士指给我在摇篮里的他时，她仅仅说：“三千四百五十千克”，好像宣布拳击手在称重时的体重一样。这个数字嵌进了我的脑袋里，以至于到了今天，我儿子来看我时，我见到他有时还会想：“哦，三千四百五十千克来了。”民事登记时我们给他起了樊尚这个名字。说实话，我没有一刻设想过能够给我的儿子起别的名字。而且安娜也没有。知道了他的诞生和我们对命名的选择，我的母亲泪如雨下，紧紧地拥抱了我，好像我是她惟一的儿子。我父亲重现我小时候熟悉的面容，只是说：“樊尚·布利科。真好，这太好了。”在维朗德勒家和在布利科家一样，这个“三千四百五十千克”的魅力发生了极大作用，在婚礼的危机期间累积起来的全部紧张，在婴儿一出生的时候就全都被遗忘了。看着这么多成人一块儿地或是分别地对着这个小生物说蠢话，我想到诞生和死亡一样，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能够滋润心灵，抹净负载着过去的石板。
一年半以后，当我的女儿玛丽出生的时候，我得以第二次证实了这种观察的合理性。她的哥哥越是好像不情愿地来到这个世界，心情忧郁，拳头吓人，玛丽就越是在第一时间给人如此印象，非常喜欢这个星球微妙地含氧的空气。以她金色的头发，太平洋似的蓝眼睛，向每个人微笑的样子，她让人想到在法国南方度假，而且对一切都感到快乐的英国人。我有了一个女儿。我骄傲极了。一个女儿。生活能够给予一个男人的最美好的礼物。
是安娜决定尽快地有另一个孩子。我相信，是为了实现她心中隐秘的誓言： 绝不能只有惟一的孩子。也许她和我一样，经受了太多家庭孤独的痛苦，那面对自己度过的无尽的令人绝望的童年。
在角色颠倒之前，有一阵儿我觉察到，樊尚和玛丽正在教育他们的母亲，让她学会分辨主要和次要的，学习重视本质而舍去表象，以小摆设与亚当·斯密对垒。但是，蜜月持续得很短。与做母亲相关的事情对安娜没有明显的吸引力。她爱她的孩子们，但是，外部世界的引诱，着手于事业的欲望每一天都在不断增强。尤其是因为让·维朗德勒急欲完全地投身于《体育画报》，提议她去管理阿托尔，他的那个游泳池事业，他自己从买了杂志并品尝到新闻业的迷人之后，对此已根本不再有乐趣。对安娜来说，这是用其所学、施展其才干的机会。甚至还在她接受父亲的提议之前，我已经背熟了她的计划列表： 要让一个本已繁荣的企业以每年百分之十速度增长；要提防那五十来个干部和工人，窥测其不良动向以防患于未然；要更新产品目录，推荐新样式，并推出整整一系列在美国非常流行的能产生阵性涡流的游泳池。安娜给我的印象是，多年里她已预感到了这种局面。可以说，在她的头脑里，所有的案卷都已准备，协商，预算，而且已分类地入册登记了。她还从来没有踏进过阿托尔的办公室，但是，她已经以她的新身份说话，告诉我这个企业的长处和弱点，好像她是它的女创始人一样。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看到了时间流逝，也看见了世界的运行（1）
安娜忍受着一种在这个吉斯卡尔巴雷执政时期流传很广的疾病： 企业主发烧，典型症状就是一种不可抑制的在自由的大蜂巢里创建一个附加蜂房的欲望。在宇宙万物中，一个仅属于自己的小小洞穴。这种工作的欲望，这种建造、创立、建构、推进、设想、制造的欲望，普遍地伴随着一种明显的自我的浮肿，一种自信心的严重危机。安娜兼有这一切症状，所以看到她渐渐地远离了我们三个，投身于父系的涡流游泳池事业，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
这种突然的浸没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几天里，那个我爱的、与她分享着生活甜蜜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女管理人，咒骂中小企业过重的负担，咒骂工会的影响、业主势力的解体，咒骂征收利润税，还抱怨员工的缺乏投入。这种动荡，促使我做出了一个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思考的决定： 放弃我愚蠢的工作，以便自己专心照管我的孩子们。把他们平静地带大，就像是一个旧时的母亲那样。
我觉得我的这个决定安顿了大家。安娜立即觉得减轻了放弃哺育孩子的负罪感。让·维朗德勒也显得松了一口气，不用再看到我在已成了他的新领域的《体育画报》的走廊里晃荡了。既然阿托尔女经理的收入可以不仅是衣食无忧，那我就能够没有任何不安地投身于家庭主男的新职位。
我热爱这些在玛丽和樊尚身边的年代，这些在就业社会和成人忧虑之外度过的时光。我们就在散步、小睡、品尝中过日子，那时香料蜜糖面包有着纯真与幸运的美味。因为给他们搽痱子粉，扑爽身粉，抹香脂，我熟悉我孩子们皮肤的每一公分。我分辨得出他们气味的特征，在男孩是动物的，而女孩则是植物的。在浴缸的热水里，我托着他们的脖子，他们就这样安静地浮着，在世界的缝隙里，在粘稠的模糊性回忆的液体表面上。然后，我喜欢给他们包上干净的散发香味的浴巾，在冬天时，让他们穿着温暖的睡衣躺下。玛丽很快就睡着了，小手抓着我的食指。而她的哥哥，靠着我的前臂缩成一团，大大的黑眼睛在空中凝望。还没有入睡，他好像已然在做梦了。
我的日子在简单的、最经常的家务事的重复操持中过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从中找到某种高贵。晚上，当安娜回家时，晚饭已准备好，孩子们已睡了。我的生活就像是我们在六十年代看的美国电视连续剧中的模范太太一样，总是无可指责而且投人所好，似乎生来就只是为了让支配者、工作者的男性忘记他一天劳动的疲倦。我缺少的只是镶花边的短裙和高跟鞋了。至于其他，按照我大洋彼岸姐妹们的榜样，我给女企业主端上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装作对她的管理方面的抱怨感兴趣。有时候她也会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我回答她说“正常”，而且，这个形容词尽管是躲避的和最小的，但是看起来也绰绰有余地填充她本来非常微弱的好奇。喝干了她的酒杯，她收拾起一些案卷，而且像所有的当好家长的父亲一样，去吻一下孩子们，给他们把被子拉上肩头。在我摆饭桌的时候，她围着电视机溜达，顺便看几条新闻，然后问我晚饭吃什么。当菜谱合适，我会得到充满按捺不住的美食欲望的“太棒了”作为奖赏。如果相反，当配方没有幸运取得她的欢心，我就得满足于听到一句“不要—太复杂了—今晚—我—不怎么饿”。这就是我的生活，在家的，在这个词全部的意义上。像我这样远离社会事务，而且，这可能也显得很矛盾，我还是觉得自己比安娜更强烈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尽管她总是好像在全副精力地工作，但她始终未真正地离开过她的游泳池那一小块祖母绿色的水。而从我们的大套房（我们已经换了住房）的阳台上，我因此看到了时间流逝，也看见了世界的运行。我猜到了一个罗马教皇的死，而且，一个早晨，我发现了毛泽东的死（东方红，太阳落）。阿莫卡·卡迪兹油轮把它的内脏倾倒在海洋里，自治分子抢劫了富松精品点心店。在伊朗爆发了革命，而且这里或那里，人们已经在谈论博卡萨的金刚石的耀眼闪光。接着，人们处决了梅斯林，以杀狗也不再使用的方式。几乎是用枪口顶着，而且有数不清的子弹打在尸身上。
所有这些事件，不管它是否意义重大，只要安娜一进家门就立即被降格到次要位置。她忍不住一天天地用那些阿托尔新闻的大标题来折磨我，它们总是围绕着企业委员会的政变企图，走廊里的政变宣言，工会革命，还有全国征收社会保障和家庭救助分摊金联盟 （URSSAF）一次次的压力。
即使每一天我都更加意识到，安娜和我渐渐地走到相反的方向，我还是愉快地过着这种在孩子们和一个不管她怎样、我仍然爱的女人身边的日子。我还利用这些日子的闲暇时间重新开始了童年时的爱好： 摄影。我一直热爱这种安静、审慎和孤独的活动。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常带着父亲的康泰莱斯照相机外出摄影，尤其喜欢拍摄矿物、植物，和事实上一切不动的东西。使不动的东西固定让我心迷。
我有一个可观的影集，都是水果、蔬菜、树木，和一点儿也不贵重的石头。对我来说，这些静物充溢着生命。我只在室外工作，在大自然里，在世界的无秩序与季节的偶然中摄取我的底片。回到家里，我到自己安置在毗邻浴室的一个化妆间里的小实验室中冲洗胶卷，印出照片。
是我父亲为我从事这项阴影中的工作做了启蒙，那会儿，在无光化性灯光微弱的光线下——在家里我们有一个钠灯——我加工还没有印到像纸上的胶片。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在显影液里弄出来一个形象，而后，在一个定影液盆里使它固定，我真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个富于超自然能力的魔术。而且我实实在在地相信，就是这个超自然的技巧，在后来给了我从一无所有弄出影像来的兴趣。以我的能力再现世界的一部分。一些异教的瞬间曝光，一些生命的片断，既凝固不动，又如此地接近我对人性的理解。
我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