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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礼物？”
“让，你真让人受不了。那些放在柜橱上的，在门口。”
“这是给他们的？”
没有一点儿独创。一支价钱不菲的钢笔给我，一双极其昂贵的靴子和一张与之相称的支票给安娜。
“祝你们新年快乐。”
马蒂娜·维朗德勒不露感情地拥抱了我们，以三次动作解决了问题。然后，就像香槟酒瓶塞喷射出来一样，在谈话中没有给出一点儿预兆，让·维朗德勒对吉斯卡尔派，这个“德·拉·图尔丰迪家族变质的支脉”的普遍无能说起了俏皮话。
“永远得提防那些从窗户击毙十字军参加者的家伙……您想过没有，在20世纪，人们由一个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管理，而且我强调法兰西共和国这个词，这个人娶了一个叫安娜爱莫尼·索瓦日·德·勃朗特的女人，给他的女儿们起名叫瓦莱里安娜和雅森泰？所以，不必吃惊，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投票赞成左翼。”
没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对这种突然的公民愤慨加以评论。让·维朗德勒给自己倒了一杯产于柏美洛的波尔多醇酒，闭着眼睛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我们还交换了一些平庸的谈话，然后，很快，所有人都决定去睡觉了。母亲和父亲，女儿和我。
我长久地被我感到的安娜母亲的肉体吸引力所搅扰和困窘。每一次在她面前，我都接收到她的性电波，它有一种特殊性能与我自己的产生共振。但是，一件大事在1976年夏天突然降临，搅乱了我的强迫症的波频。
当安娜向我宣布她已怀孕时，我有一种被高速行驶的火车贴身擦过的感觉。过了这个震惊的时刻，一种愉快的暖流传遍全身，脖子上的全部肌肉舒缓下来，一种欢喜、劈啪作响、冲动急躁的新的朦胧，交织着不安，让我发现了最初的父爱感情。我那时就像一个啼哭的父亲把那母亲揽在自己的怀里，但是他感觉到她很冷，很远，几乎心不在焉。她对他说，这是一个灾难，她不懂为什么这样。她反复说她没有准备，她不能够留下这个孩子。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即使他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他已经背上了运动背包和干净的纸巾。那个夜里，他握住了玛丽的手。而在白天，他计算止痛剂的数量。不过这次，他知道这事情会更糟。因为，那父亲不再是埃德加·胡佛。
在一周里，安娜交替处在怀疑阶段和确信的时刻。每一次她总是有充分理由为这一短暂的紊乱辩解。我能够理解这些。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当她考虑我们的未来和事实上这个孩子的未来时，从来没有真正地征求过我的意见。我跟她争辩，或是我的观点，对她来说没什么意义，她首先是作为独生女来思考，忧虑着保护她的领地不受一切侵犯。而那胎儿和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不知趣的客人，甚至是讨厌的人。即使这在我们还处于尝试中的共同生活里来得过早，在我这方面，在这个情况中我还是找不到任何值得惊慌和害怕的理由。我爱这个女人，她将有一个我是其父亲的孩子，每个月像样的收入也允许我们抚养他长大。
快到7月末的时候，经历了一个她保守其秘密的转变，安娜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而且自己立即变得特别专心于传宗接代，极为热烈地谈论家庭的优势和生育的好处。我记得非常清楚，她不去做流产手术的决定是在克里斯蒂安·拉努齐，法国最后一个死刑犯被处决的那天做出的。在这个1976年7月28日的几天前，吉斯卡尔曾接待了前来请求赦免罪犯的律师们。在听了他们的要求后，他让人把他们送走，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而到了执行的那天，总统满意于任时间流去。
他不表示不满。他不拿起电话。于是那脑袋被切掉了。在历史上，这个殚精竭虑要“抬高”德斯坦这个姓氏的假贵族，成了第五共和国最后一个让断头台处决罪犯的总统。在这个7月的夜晚，当电视叙述拉努齐之死的场景时，这个人们以高票选举为国家首领的人在我眼里显得是一个小写的生物，一个令人蔑视的人。从那一天起，我再也不能在见到他的形象时不自发地伴随着这个死刑的印象，就像是难忘记忆的回放。
安娜怀孕两个月后，我们向各自的家庭做了通报。我的父母以他们所能有的全部喜悦接受了这个消息。我的父亲感到震惊，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我，既感动又怀疑。昨天我还是一个孤独的正在我房间的地毯上玩Dinky玩具的孩子，而一下子到了今天，手臂挽着一个女人，我回来时竟有了难以置信的一家之长的头衔。我明白在我刚才激起的狂风作用下，维克多·布利科的脑袋里闪过了许多事情，许多相互矛盾的念头和情感高速旋转。在这个旋涡里大概也有樊尚的影子参与其间，“日与夜”车行，母亲穿着夏天的连衣裙，我放学回来，电子心脏监测仪的探针，全部已经分辨不清的过去，乱七八糟地混合在一起。暴风过去，他将不得不把这一切碎片分类，依重要性整理安置，以便给将要到来的，那个将要成为一个新布利科，而我宣称是其父亲的人腾出地方。是的，那个晚上，我相信维克多·布利科看着我，好像在观察意外的让人最终也不知道该怎么想的礼物。
尽管自从樊尚之死感情上所受的损伤，母亲还是被一种旧日幸福感的复制震动了，一种来自远处的情感，或许要上溯到她怀上第一个儿子时的一种体内的震颤。
我们在家的全部时间里，安娜是她惟一的挂牵。显然在母亲的眼里，只有安娜带着生活的宝藏和钥匙。她还显得非常温情，充满关切，给我一种暂时从她惯常的环境约束中得到舒缓的印象。总算有一次，没有任何东西要去修改，重写，也没有什么可以惋惜和哭泣。这个将要到来的孩子是第一个全新的现实，使她得以远离她的过去，使她隐约见到未来的希望。
在维朗德勒家，这个宣布引发的气氛不那么祥和，而且安娜的母亲，先是遭受了意外的打击，接着就显得很难掩盖自己的敌意。显然，她曾为女儿预想过完全不同的生活，另一种人生的开端，最好的前景，而且无疑还有一个更为门当户对的婚姻对象。她的圈子里的某个人，比如，某个能够在夏天玩帆板冬天玩滑雪的，一个不那么灾难的艾利亚。好像存在着两个马蒂娜·维朗德勒。一个给人印象是充分放任的女人，快乐，性情豁达，让人感觉能够去引诱，去爱，而且豪不隐瞒地去品尝一切人生乐趣。而另一个，拘束于合乎礼仪的天主教教理，迷信有产阶级的经济学原则，披挂了所有的守旧派心胸狭窄的陈词滥调，刻板，严厉，冷酷无情，嘴里总是有一些伤人的评论和背信弃义的指责。当她顺从后者的要求，人们总是会震惊于一个如此完美的面容，如此迷人的身体能够包藏着这么黑暗的灵魂。在那肉体的丰美与这心灵的冷漠和坚硬中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矛盾，一种不容置疑的不相容性。
当马蒂娜·维朗德勒明白我们已决定要留下这个孩子时，她发起了我没有想到其后果的第二次进攻：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在1976年，世界还相当陈旧，保守，由教士长袍的道德秘密支配。一个孩子必须有合法地结合的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一个符合具有威胁力的习俗规范的民事身份登记。
“我们根本没有想要结婚。”
我极为自然地这样回答，一点儿也没有挑衅或是冒犯的意思。而这几个词就有本事让安娜的母亲做出激烈的回应：
“如果你们想要留着这个孩子，那是你们的事，但是我会要求你们做得像个负责任的父母亲。婚礼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早越好。”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4）
马蒂娜·维朗德勒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离开了房间，看都没看她女儿一眼。在一种懒洋洋的团结一致的运动中，她的丈夫追随她，同时向我递了一个浅浅的暗示男性同谋关系的微笑，可能想要说“女人是一大堆荷尔蒙”。
马蒂娜·维朗德勒的粗暴态度和绝不妥协的宣言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在她女儿和我的婚姻主张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她完全知道，安娜心理上容不得一点儿家庭冲突，不管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她就是这样长大的。仅是一个在她和她的父母亲之间观念的差异就能够让她陷入焦虑。她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越是能够表现出战斗性，就越是在与她的这个或那个传种者的小纠纷一出现时就缴枪投降。
在我们返回自己家的路途上，安娜已经开始在提到，“一个婚礼，无论如何，不是世界末日，这没有什么要紧的，而且我们完全可以让父母亲高兴一下”。
“我可一点儿也不想让自己去参与可笑的装模作样来使你的父母亲高兴。”
“我想在这里边，你是遵守你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原则吧？你想要我和你说实话么？你和她一样刻板，一样没道理。”
“但是，说到底，这太离奇了！在这个故事里我哪儿不讲道理了？我毕竟有权利仅仅是反对婚礼，而不因此被看作一个野蛮人。”
“不管怎么说，你总是反对一切。你透过左倾眼镜来看这个世界和其他人。你有无法理解的反应。”
“你指的是什么？”
“没什么。”
“你指控我的反应无法理解。我很想明白这所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佛朗哥死的那个晚上。你朝我走来并向我宣布这个人的死亡，好像你刚刚赢了全国彩票的大奖似的。就是这个，我叫它不可理解的反应。”
马蒂娜·维朗德勒达到了她的目的。她成功地把她的毒液滴入树皮和树之间，母亲和父亲之间。而且为了她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