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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势开始变坏，比如说，几次连续的失败，或是在转会期间，分歧使一个球员与他的俱乐部形成对立，令人沮丧的气氛立即变得无法呼吸。
我讨厌为了收集他们的感受，在比赛后到更衣室去采访这些人。“在失败中—总是—有一些—可以—汲取—的—教益。”或者还有，“我们—终于—打出了—证明—自己—的—比赛。”在这种时刻，感觉是被包裹在耻辱的长斗篷里，我准确地理解了父亲曾想要说的意思。
在《体育画报》里，有一些记者是危机方面的专家，阴险、狡猾、伪善的访查者，他们能够以影射和不怀好意的加框短文，使海水燃烧，让山峰交战。他们来看看这个队，接着看看另一个，这边吹吹风，那边挑拨挑拨，然后逐日地发表他所收获的令人不快的果实。他们毫无根据地展现一些难以置信的事件，而且一些本该在私下里由一杯简单的吉恭达酒解决的问题被印刷在报头上，或是记录到劳资调解人的账上。
“您认为，朋友，新闻业是一种由绅士进行的高尚活动，他们的大多数都由善良和合乎道德的情感所驱动？您知道瓦雷里喜欢反复说的那句话： ‘我是一个正派人，据此我想要说的是，我赞成我的大部分行为。’所有我的采访员都是这种情况。和其他大多数通讯员一样，他们确信他们做坏事的合理性。”
如果说，今天我已很难准确地描绘路易·拉加什的面部特征，作为抵偿，他的庄重而有分寸的低沉嗓音，他那么富有变化的表达，像是远处暴风雨无穷无尽的雷鸣，还继续在我的耳边回响。这样听着，在那时，我有一种面对着一个过去时代仅有的幸存者的感觉，他也是厌倦的，他如此法国化的精神表达方式，没有其他的雄心，只是要抹去这份报刊中令人不快的皱纹。
两个月里，我生活中那么多的事情发生了改变，有时，看着这个新的存在方式，我会有一种奇怪的窥测一个邻居的感觉。首先是我在这个杂志的职位，这么出乎意料，与我的大学课程这么毫无关联；还有我刚刚迁进去的新居，几乎是过于雕琢；而尤其是，安娜很快做出的难以置信的来和我一起生活的决定。
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她离开了格雷古瓦·艾利亚，从她的父母家收拾了她的重要东西，用她的小莫里斯把它们运到了我的住处。我如此经常地被优柔寡断的重负纠缠，不断地过高估计哪怕一丁点儿的移动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总是震惊于那种毫不犹豫地引发居家地震的性格，他们几句话就决定放弃完美的生存空间，清空柜橱，从一个居所搬到另一个居所，换床，换伴侣，换习惯，有时甚至改换观点，而这一切，按阿拉米人的说法，都是在比母羊产仔还短的时间里发生的。
艾利亚从安娜的生活里被清除了。一种立即开除，突然的，没有预兆。事情在一秒钟就决定了。他原来在那儿，而一眨眼之后，已经消失了。他，他的MG罗孚车，他的船，他的Dock Side，他的哈曼·卡顿，他的蓝星，他的沃克斯，他的芬达，他的鳄鱼牌，他的杰瑟罗·图尔，以及他的药剂师的未来。他干了怎样的坏事以招致这种耻辱？据我所知，没什么特别的。根据后来人们给我讲述的，那天晚上他还是他的老样子，也就是说，富有，快乐，爱笑，但也粗俗，粗鲁，粗野和粗暴。这种混合物，直到那时一直维持着对他的好感，而这一次，对他则是致命的。后来我知道，安娜有一种性格，可以参照她令人敬畏的父亲建造的游泳池同样的名字，命名为“一满即溢”的性格。和这些坚固的泥水匠作品一样，她可以不置一词地承受怨恨的沉重压力，但是，当这种怨恨达到了极限，结果就是整个水面，从四面八方溢出那超载的部分。而在那个晚上，格雷古瓦·艾利亚仅仅是不顾警戒水位，又玩起了他惯常的黄昏时分的闹剧。
在这个绝交发生的前五天里，利用艾利亚的一次外出，安娜和我，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分开过。沉浸在一种感官的迷醉之中，我们对我们性方面的潜能和爱好做了彻底的盘点。这个狂乱的经验就发生在格雷古瓦刚好闲置的套房里。在安娜的陪伴下，再次见到这个去除了它令人讨厌的主人、乱七八糟的朋友和难以忍受的音碟的地方，真是一种略感罪恶而又绝对刺激的经历。阳光与月亮连续交替，在它们之下，我被揉捏，调制，吞食，舔舐，抚摸，一百二十个小时火星四溅的旅行，在那期间，我感觉好像有个巫师在我的胸膛里塞进了许多翅膀灼热的蝴蝶。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我们的意志之外发生。我们没有任何的预谋，没有算计。机遇仅仅是着手安排情境，以便在“黑暗中”运行的造山运动的力量终于把我们爱情大陆的接近泄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旅行归来，当格雷古瓦把钥匙插入锁孔时，他无法知道门后边一场已预知输赢的诉讼在等着他，那些将直接出席的听众中的一个，要很快地把他打发到不体面的终点。
与安娜一起生活就和在夏天的午后骑自行车滑下长坡一样简单、愉快。生命的气息在你的耳边温柔地吹响，带着干草气味的微风轻抚你的面颊。时光契合没有一丝儿震动，而当你在夜里睁开眼睛，就会有一种非常珍贵的感觉： 终于在这个地球上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位置。
我渐渐地发现了安娜的真正性格，这个地形复杂、坎坷不平的秘密领土，在那儿山脊的小径沿着让你透不过气来的深渊延伸。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有着比在格雷古瓦·艾利亚喧闹的涡流中的高等妓女的麻木目光里多得多的脆弱、忧伤和慷慨。从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那一刻起，我相信我们再也没有重新谈到这个男孩，甚至没有提及他的名字。就有点像是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一个法国人的一生》 第三部分苏格兰古人的既定原理（1）
然而，快乐的时期里也有1975年11月20日的这个裂痕。我从《体育画报》回来时，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到佛朗哥死了的消息。我兴奋极了。我记得遇到一队流亡者在卡尔诺林阴道上驶过，挥动着红黑相间的旗帜，高兴地按响喇叭。我到西班牙领事馆那儿转了一下，在它前面，欢腾的人群拍着手呼应着卡塔鲁西亚音乐。三十多年了，在这个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共和党人和难民们就等待着这一时刻。
安娜一进家门，我见到她便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向她宣布这个消息：
“你知道吗？佛朗哥死了。”
“那又怎样？”
我感觉自己悬在了半空中，在一根每一秒都可能断裂、把我打发到与军事首领佛朗哥的幽灵相会的线上摇摆。她只是说“那又怎样？”，而这足以令一个世界崩塌。艾利亚也能回答同样的东西。艾利亚和所有那些在他的住所里出没的人。“那又怎样？”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那把我与安娜结合起来的情感和肉体的联系，实际上掩盖了一桩深刻的社会地位不般配的婚姻。我们各自属于彼此平行的世界。我们没有呼吸一样的空气，也没有分享同样的境遇。我自鸣得意于左翼的神学，而她却把政治看作是和流苏花边差不多的技巧。我那在西班牙尽头的可怜的八十平米，每夜都折磨着我的意识，而她的家庭企业用它们的水池，恬不知耻地，淹没了布拉瓦海岸最漂亮的宅邸。我总是阅读有关革命的理论家著作，而她则习惯于《拓展》月刊的各种专栏。
仅仅是一个2。8平米的床能够消除这种分歧，缓和这种差距。在这个微不足道的平面上，我们任由身体来关照形势的控制。它们总是完美地履行其职责，在比武的时刻结合，而后任随每个人在退潮的安宁中，留心品味一个资产阶级女子和一个进步分子彼此口交的比较价值。但是，2。8平米的高浓度乳汁，代表一个底座，一个足以希望建立一种爱情关系的空间？尽管我的姿态无拘无束，我在那时却深切地渴求稳定，希望爱一个惟一的女人，尽可能长久地爱。对这个理想的伴侣，我甚至有一种非常清晰的想法： 一个女孩，长得像西尼卡，而思想像我的哥哥樊尚，她将能爱我，震撼我；而且，当我走错路的时候，和她能一起游戏，一起干零活，一起吸大麻，一起在外过夜；对她我能讲述神圣的豪华马车的故事，谈论那令人诅咒的套房；而在她身边，从此以后，我再也感觉不到人生的沉重负担，也没有独自死去的恐惧。
但是就这样，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就足以让我的梦想幻灭，让我明白实际上我爱的是一个吉斯卡尔分子，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一个自私的经济学家，或许有着惊人的美丽，不过对于她，格尔尼卡永远只不过是一个比斯开地区的城市，因它建造在曼达卡谷地的铸造厂而著名。
我不认为那天晚上安娜觉察到我的烦恼。况且她怎么能够觉察呢？“那又怎样？”无论如何，在她看来，那是一个合适的反应。
“你知道，我的汽车有点出毛病了”，她接起了对话，“我加速时稍微使劲儿大了一点，发动机就熄火，就好像没油了似的。”
“我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现在？”
我抓住这个机会逃离了这个房间，让我专心于其他事情，忘掉刚刚在令人头昏的碳氢化合物雾气中发生的事情。我在黑暗和寒冷中呆了足足一小时去鼓捣铂触点，移动它们，甚至还给这个挡泥板和底部已开始被锈蚀逐渐毁坏的莫里斯加了油。当我重新回来时，看见安娜正躺在长沙发上读着一本亚当·斯密的传记。
借口这个经济学家1765年是在图卢兹开始写作他著名的《国富论》，她把这个自由主义之父当作了某种宗教导师，掩蔽在他身后来评判一切现代资本主义的过分行为。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