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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就这样恋恋不舍地离妻别子，去于都调查去了。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贺子珍被批准随队行动。她又能见着丈夫了。
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贺子珍早上九点才接到通知，让她下午三点就出发。时间显然太仓促了，有多少准备工作要做啊！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开始整理书籍、销毁文件、准备干粮、安置伤员。虽然已是秋天了，可她依然忙得脸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她轻轻擦把脸，用手揉一揉有些酸痛的腰身，开始考虑那件最让她揪心的事情——把儿子小毛托给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覃。
小毛才刚满两岁，是1932年初在长汀的辛耕医院里出生的，长得酷似毛泽东，聪明、懂事，贺子珍和毛泽东都十分喜欢这个孩子。可是，部队又要出发了，带在身边总是不方便的，再说，她的腹中又开始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了。同毛泽东商量后，决定把小毛留下来。
一阵“嗒嗒”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贺子珍凭窗望去，只见魁梧健壮的毛泽覃骑一匹青鬃战马，身材娇小的贺怡骑一匹枣红色的战马赶来了。
时间紧迫得不容人寒暄了，贺子珍开门见山地对妹妹和妹夫说：“润之来信了，他在于都等我，小毛不能跟在身边，只好托你们照看了。”
“珍嫂，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小毛的。你见到哥哥时告诉他，请他不要牵挂。”未到而立之年的毛泽覃已是红军独立师师长，他爽快地说。
贺子珍这才拉过在一边玩耍的儿子，说：“小毛，快叫叔叔、婶婶。他们带你坐大马，去好玩的地方。”
“妈妈，你去不去？”小毛天真地问。
“妈妈有点事，很快就会去找你的。”贺子珍强装笑脸哄着儿子。
不谙世事的小毛信以为真，高兴地扑过来，用稚嫩的小脸蹭着贺子珍说：“妈妈，你可要快点回来。”
贺子珍再也不敢看儿子了，她偷偷转过身去，边抹眼泪边对妹妹说：“贺怡，快带小毛走吧。”
要出发了。离别的愁绪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同这30位女同志同时行军的还有共产党的三位元老：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他们的神色也异常忧郁。谢觉哉怎么也不舍得同亲密的老战友何叔衡分开。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苏联学习回来后，先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辗转到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因支持毛泽东而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长征也被排挤在外。谢觉哉从叶坪步行去梅坑看望他，两位老友相对无语，浓重的离情别绪在心头挥之不去。
“我原以为这次可以随队转移的，还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许久，何叔衡有些伤感地说。
谢觉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几次摘下眼镜来拭泪。
为了给老友送行，何叔衡把自己养的猪、鸡杀了招待谢觉哉，饭后又把心爱的小钢刀和怀表送给谢觉哉作纪念。
徐特立同瞿秋白也是一对莫逆之交，两人分别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部长和副部长，共事多年。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送给徐特立，以壮行色。
董必武与妻子陈碧英更是难舍难分，陈碧英跟着队伍走了一程又一程，就是不愿意离开丈夫。董必武的心里刀割般难受，他含着热泪对妻子说：“碧英，快回去，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呵，你一个人还要走那么长的回头路，我不忍心啊！”
陈碧英哽咽着停下脚步，从腰间解下一个小手电，对丈夫说：“晚上走路可要小心啊，这把手电给你照明用吧。”
女红军战士们当时并不知道此次出征就再也回不到瑞金了，更不知道未来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险。她们在一个阳光极其明媚的下午，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四位老人和一些担负重要职务的伤员们出发了。
在新的集结地，她们被分编成班排，行装再一次接受了仔细的检查，每人拿到一支红缨枪。
黄昏时分，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匆匆赶来了。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眼前这支男女混编、老弱伤残的特殊队伍，忍不住咧开嘴笑了。他不无幽默地说：“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啊！”
大家听后，也忍不住笑起来。
接下来，邓发宣布：“我们这支队伍是一个连队，名字就叫中央总卫生部休养连。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来了，应该互相团结，共同前进。”
当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地平线时，雄壮激越的进军号吹响了。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
红军突围远征的日期，原来预定在10月底、11月初，后来因为获悉蒋介石把对中央苏区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月，所以中央红军突围的时间也提前了。
10月10日晚，红军总部开始转移，10月11日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第五号长征行动命令。
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队从瑞金地区出发了。
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在左翼，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的红九军团紧随其后；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在右翼，后面有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两翼的护卫下作甬道式前进，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
30名女同志所在的中央纵队由党中央机关、中央政府、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编成，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邵式平任政治部主任，代号“红章纵队”。
浩浩荡荡的中央红军依次出发了。女战士们每人背一床毛毯、一袋干粮、一个挎包，挎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每个人的腰间还挂着一个叮当作响的搪瓷饭碗，她们紧紧跟随着中央工作团和总卫生部成一路纵队向西行军。
得到消息的根据地的老百姓拿着拥军鞋，捧着熟鸡蛋，抬着茶水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热切地拉着红军指战员的手，送上慰问品，一句句地叮嘱着：“红军哥，打了胜仗，可要早点回到苏区来，这里就是你们的家啊！”
“我们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可不要忘了我们啊！”
……
苍茫的夜色里，红军告别了瑞金城，一步一回头地远去了。
第一章 神秘的出征拉开长征序幕的先遣队
红六军团的西征，悄悄拉开了长征的帷幕，同时，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亘古未有的军事大迁徙就这样开始了。
1934年7月23日，红六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围坐在一起。任弼时同志中等身材，30多岁的年纪，留着短胡须，身穿灰色军服，腰间的武装带上挂着一支小巧别致的手枪，带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颇有几分书生气。他手捧电报，向萧克、王震等传达党中央刚刚发来的一份训令，训令的内容十分重要。任弼时轻声读着：“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手捧训令，任弼时陷入了沉思。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不断加紧了对湘赣苏区的封锁及包围，使根据地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继续留在原地坚持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敌人的步步紧逼犹如套在根据地脖子上的绳索在一点点勒紧，用不了多长时间，红军就会因缺氧而窒息。从这一点考虑，中央书记处和军委的训令是完全正确的。这份训令还指出，红六军团在湘中的积极行动，将迫使湘军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央的电文对红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区域、行动和组织领导作出了具体安排。任弼时同志和红六军团的部分党政干部随军行动，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
萧克认为这份电报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未加任何说明，他感到有些纳闷，但那时还没有意识到中央红军也要西征，他们红六军团是作为先遣队转移的。
准备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李贞、陈琮英、周雪林、张吉兰等十几位女同志也被批准随队行军。她们中间有结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女战士张吉兰是几天前才参加红军的。可别小看这个黄毛丫头，还是位老党员呢。早在几年前，她接受了慰劳红军的任务，和江西永兴县的姐妹们一起，不分昼夜地赶做“红军鞋”，又冒着瓢泼大雨，挑着“红军鞋”，翻越两座大山送往红军驻地。崎岖的山路上荆棘丛生，张吉兰肩上挑着100多斤重的担子，一脚踩空，重重地摔倒了，后面的人把她拉起来，她觉得脚下痛得厉害，伸手一摸，脚扎破了，流了好多血，鞋子也丢掉了，这可怎么行军呢？
“吉兰，从筐里拿双鞋穿上吧，要不然脚就遭罪了。”伙伴们好心劝她。
张吉兰摇摇头说：“这鞋我不能穿，我能坚持，再说我的脚上划几道口子也没事，在家休息几天就养好了。可是红军天天行军打仗，没有鞋怎么能行呢？”
就这样，张吉兰赤着一双脚又上路了，为了减少疼痛，她还放开嗓子唱起了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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