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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网袋里有个半岁大的婴儿，他的小脚从网眼里钻出了半截，用手去抓他的小脚，孩子咯咯地笑了。
就在我们研究这些网袋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
在村子的土路上，一个身高一米五几的老年人目不斜视地向我们走过来，直到近前我们才发现他，原因是他的肤色和地面的土褐色几乎是一样的，让人最为诧异的是，他就是达尼人。我们渴望穿越热带雨林，渴望进入贝莲姆山谷见到的达尼人。如同画册上的一样，他赤着脚，头上戴有羽毛，全身上下的装束是：勾咋卡——遮盖男性象征的圆桶型的罩，也是他身上惟一的服装。
原以为，走了这条被现代文明浸淫了的路线，就不会再有石器时代的体验，原以为，到了这个和自然已成对立的矿区，就不会再见到著名的达尼人了。没想到，他从天而降。
勇敢的本多胜一穿上达尼人的衣服时加了一层塑料
在本多胜一著名的报道《新几内亚高地人》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63年10月，相当于西依利安中央高地东大门的瓦梅那，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是20岁的德国人，另一个是24岁的澳大利亚人。德国人研究哲学，澳大利亚人搞美学，两个人都是大学生。为了研究当地哲学，他们走了3个小时，来到达尼族部落，想住一周。
他们认为，要想弄懂当地哲学，必须同当地人一样过裸体生活，于是，两个人一丝不挂，赤裸裸地走进了部落。部落里的男人吓得掉了魂，女人全部跑回了家。部落里一个拥有48个妻子的大富翁，给了青年人两个勾咋卡，说“至少把这个戴上”。可那两个年轻人不戴，照样裸体研究，无奈，驻在瓦梅那的印尼警察把两个年轻人逐出了西依利安。
这是本多胜一从瓦梅那警察那里听来的真实故事。两个年轻人不戴勾咋卡就和文明社会里在大街上光身行走没有区别。
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我们从蒂米卡带回20多个勾咋卡，样式很多，粗的，细的，带弯的，顶端带羽毛的。最长的一个有50多厘米，上面还有简单描绘的图案。像我们的服装有流行样式一样，勾咋卡也有各地特点。本多胜一到过的乌金巴，那里的人们喜欢巨大的筒，但在瓦梅那，人们则喜欢细而短的筒。
带回北京的勾咋卡是葫芦做的。大都是达尼人后院种的，当葫芦的藤蔓上结出青青的果实的时候，男人们开始审视那些葫芦的形状，不适合做勾咋卡的就吃掉，发现自己喜欢的形状就用棍支起来，或用蔓草拴起来，使它长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据介绍，在非洲的塔比罗族、阿萨姆的米利族那里，也能看到戴这种罩的人。不过，像这里一样，把它当作服装的不多。
在和当地人共同吃、住、劳动之后，本多胜一也和他们穿了同样的衣服，他自己的衣服和达尼人的做了交换，只是在穿上勾咋卡的时候，他加了一个小小的措施，垫上了一层塑料薄膜。这很值得理解，毕竟，是从别人身上接下来的衣服。
此刻，我们眼前的这位着盛装的达尼族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如何手忙脚乱地拿相机，然后，身经百战般的立在我们身旁，任由我们拍摄。看我们有些怯怯的不敢近身，他主动的几乎是扎进我们怀里，他太矮了，刚到我的肩膀。看我们每个人都跟他合了影，老人伸出一个手指，示意我们等一会儿。他更惊人的举止是从身后的网袋里拿出了一个将近10厘米长的弯曲动物牙齿，迅速的穿过鼻孔，又拿出身旁的竹子做的弩，装扮好了之后，再次站在我们身边，示意我们可以重新拍照了。
在周围孩子的一片笑声中，我们四个人花费了整一个胶卷在这个达尼族老人身上。当然，老人用他的方式结束了这次突然的会面，他伸出了手，做出点钱的手势，我们顿悟，就是吗，天下哪有不收费的演出。甚至怀疑，在这条土路上，老人是每天要上演的，今天的观众恰巧是四个中国人而已。
这里本来不是一个村子，是寄生在自由港周边的聚集地而已，而真正的达尼人生活的地方要在更深远一些的地方。
1999年·查亚峰·岩石的洗礼1999年 查亚峰·岩石的洗礼（5）
世界上最长的单距高空缆车把我们提升了822米
6月21日，我们终于听不到古兰经了。
我们和矿工们挤上世界上最长的单距高空缆车时，云雾正从四周包围过来。
缆车启动前，我们按要求带上了和矿工们一样的安全帽、雨靴以及防辐射的眼镜，工人们无声地看着我们，四周只有缆车的钢缆发出的磨擦声。
这个缆车的缆线长度接近1．6公里，垂直升高的距离是822米。直线般把我们拉起的时候，缆车上的40多个矿工悄然无声。他们大都来自北部高原的山区。他们的家安在普拉边缘的那些简易木屋里。
迅速超越云雾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这样快速的上升，高山反应是逃不脱了。
下了缆车，又坐了一段卡车之后，我们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了。
雨总是跟随着我们，上山开始就悄悄地飘起来了，越走越大，最后终于发展成大雨。雨里行走了五个多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海拔4023米的查亚峰大本营，这时，距离我们离开北京已经有8天了。
我们的营地傍着三个高山湖泊，蓝绿色的湖水像纤尘未染的深色翡翠，静静地躺卧在一片片风化岩石中。碎石中只有一些稀疏的草和紫色的小花。向东望去，几个世纪以来时而向前延伸，时而向后退缩的冰川，把山崖悬挂突出的部分都快磨光了。因为雨水多的原因，上面几乎每天会有雪，是松软的雪，使那些冰川看起来毛茸茸的，非常可爱。李致新兴奋地眺望那里说，能滑雪呢。
营地三面环山，山谷下正对着的就是自由港，到了晚上，那里的灯光会把天映亮。周围的山都是严重风化的山包包，扎下营，顺着印尼向导指引的主峰方向，我们试着往里面走去。
十几分钟之后，沿着碎石坡路翻了两个山脊，在一座恢弘的岩石大山前我们惊呆了。
来之前，他们甚至没有一张查亚峰的主峰照片，巨大的绵延不断的灰色立体岩石山耸立在眼前，几个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李致新和王勇峰在山脊上冲着山盘腿坐了下来。苍茫的暮色正从四周围拢上来，他们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仿佛默默地和它聊着，这样看过去，连灰色的岩壁也温情了。
15年了，他俩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这样面对面地和山交谈，15年了，山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也成了把生命互相托付的朋友。
高山反应袭击了每一个人
回到营地的时候，天色暗了下来，不过才5点钟。坏消息来了，我们的装备还没有上来，山下的背夫在闹罢工。在这里，寻找背夫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大多数人不适于高山行走，我们的行装还要分装成15公斤一个的小包他们才肯背，当然，这样能给更多的人挣钱机会。到晚上8点钟的情况是：我们四个人只有一条睡袋和随身背上来的东西，一直到晚上9点钟，印尼登山协会的几个人才自己背上来几件行李。
到了大本营，我们终于搞清楚了这支登山队的组成。除了印尼登山协会的5个成员，特种兵阿古斯，喜来登酒店的老板；还有自由港救援队的贝弗利，一个讲一口纯正美式英语，有着美国人名字的印尼小伙子，他是第一次登山。看来，穿过自由港也是有交换条件的，印尼登山协会要给自由港培训人才。
按照印尼登山协会的安排，我们四个人被分成两组。李致新、王勇峰和苏迪、厨师咖喱以及一个瑞士登山爱好者一组，作为第一突击队，他们6月23日突击顶峰，而穆特和厄共带领救援中心的贝弗利以及张伟和我，6月24日登顶。作为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同意了。至于我们两名记者的安排，他们说要根据登顶勘察的情况再最后决定。
当天晚上，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头疼，睡不着觉。印尼队的帐篷里一直有人在喊叫。我们这边只有张伟反应良好，吃得香睡得好，这再次印证了王勇峰的那句话，在高山反应面前，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别，只是一个承受力和忍受力的区别。李致新这次的反应最奇怪，直到撤营，他还无法睡觉，在山上的四天里，他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四天体重下降了4公斤。
6月22日，所有人在附近适应性训练一天，并在海拔4200米的山脚下修建了一个过渡营地，留了一些装备在那里，准备第二天的登顶。张伟当天就入住了这个营地，准备第二天的拍摄。其他人从大本营直接出发。
如果谁从查亚峰开始爱上攀岩，那是一点不奇怪的
6月23日凌晨4点，按计划，李致新和王勇峰准时出发了。
根据印尼方面提供的资料，一般的攀登者需要用十一二个小时登顶，按李致新和王勇峰的实力，6到8个小时不成问题。由于午后有雨，会给下撤带来困难，因此按照惯例出发都在凌晨。
这一天的天气出奇的晴好。刮了一夜的风之后，满天星斗，甚至不用头灯就能辨认灰白色的小径。
其实，按照准备情况看，这一天是无论如何也不适于登顶的。首先是技术装备没有运到大本营。印尼登山协会和挑夫没有协商好，全队的2／3装备还在山下。王勇峰居然没有自己的睡袋和安全带。但印尼方面却打了包票，说上面根本用不到那些技术装备，按他们的说法，中国队坚持要带的一条50米的绳子都是多余的。实际上，这种轻率的态度为后来的突顶和下撤带来无穷的后患。
另一个不适于登顶的原因还体现在运输上。从矿区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