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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钟，两天没有见面的乞力马扎罗露出了面容。那么近，仿佛翻过眼前的这个坡就能踏上雪了。王勇峰笑着说：“看着近？去年6月在厄尔布鲁士，也感觉是伸手就能摸到，结果走了6个小时，累得李致新直想睡觉。”那一次，在海拔5300米的雪地上，体力不支的李致新昏睡了15分钟。
尽管离着远，李致新和王勇峰还是朝着雪山走了几百米。
营地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植被了。惟一能找到的是两棵雏菊，紧紧贴着地面。
吃晚饭的时候，王勇峰有些不对劲了，总说头晕。李致新说，肯定出问题了，我看他几次把豆腐干拿到嘴边又放下了，要是平常，早就狼吞虎咽了。14年了，他们俩相伴相随，太熟悉对方了——对方的脾气性格，对方的生活习惯，甚至对方的呼吸和步速。
不到6点，王勇峰就钻进了睡袋。营地沉闷起来。在山上最怕感冒，更何况，在医疗条件不好的坦桑尼亚，我们最怕的就是得病。看着我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李致新反而笑了：“你们太不了解王勇峰了，这十几年，他靠什么登山？不单是实力，还有忍耐力，超人的忍耐力，这点小病没什么。”他正给大家吃着宽心丸，雨又来了，“下雨了，收衣服了。”大家喊着跑着，把衣物往帐篷里扔。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一看电影《大话西游》就忍不住大笑的原因。电影里，唐僧大喊：“打雷了，下雨了，快收衣服呀”时，大家是被他逗笑的，我们是被自己逗笑的。
也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王勇峰倒进了帐篷的时候，一个拣木柴的搬运工丢了。杰夫瑞分析会有三种情况：被大野兽吃掉、摔伤不能动或迷路失踪。而登山过程中的失踪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死亡。我们的心头又笼罩上一层阴云。
快8点了，那个捡木柴的搬运工还没有回来。杰夫瑞和李致新在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制高点，点燃一堆大火，希望那个可怜的人能看到。
夜是这么黑，只有杰夫瑞的手电一高一低地晃动着。
我们在营地留下的蜡烛也在忽明忽暗地指引着他回来的路。
一路上，雪山就陪在我们的身边，山下是碧绿的非洲草原和花儿一样的云朵
第二天早上，我们是被王勇峰的声音叫醒的：“快出来看雪山呀。”
雪山清晰可见，触手可及。向山下看，碧绿的非洲草原，花一样的云朵飘浮在上面。出发的心情像天一样晴朗。
9点钟，我们向突击营地进发。终于可以用上防晒霜了，我们仔细地在脸上涂抹的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指着山顶上的一团蘑菇云说，看样子山上要有暴风雪。
1992年，在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他们见过这样的云，十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夺去了十几个人的生命。
1995年，在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他们也见过这样的云，那一次，他们连续上升两个营地，抢在暴风雪前登上了顶峰。
可现在是在非洲呀，在赤道附近，在南纬3度的乞力马扎罗呀！我们无法把安静美丽的乞力马扎罗和暴风雪联系在一起。况且，乞力马扎罗已经三年没有雪了，去年8月才开始恢复降雪。
一路上，雪山就陪伴在我们的右侧，植被也变成了高山草甸。一边走还一边想，如果上中学的时候来这里学地理，肯定一下就明白什么叫植物的垂直分布了。
出发不久，忽然发现身后不远处有一个人很眼熟，原来就是那个丢了的搬运工，原来，他迷路后找了一个岩洞待了一夜。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
最高兴的是杰夫瑞，他的工作保住了。在乞力马扎罗地区，登山向导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做一次向导，工资加小费能挣100美金。成为一名向导要参加政府部门的考试，合格后做两年助理向导，没有大的过错才能升为向导。
杰夫瑞做向导已经有五年了，在当地是很有地位的。也显得很有经验。下山后，李致新让大家先回去休息，第二天再做一些后续的交接。第二天，杰夫瑞很早就来到了我们住的酒店，而且穿了一件颜色艳丽的衬衫，一条西裤，很正式的样子。
寒暄了一阵之后，他很委婉的说，如果大家对他的服务满意，能不能把小费付给他。李致新一下子笑了，我们也是计划把装备清理一下，当作礼物和小费送他们的，我们见过下山的队伍，在院子里围成一圈，会把身上的衣服和用不着的装备送给他们，很多登山者在告别的时候，脱得只剩一条短裤。
看来，首次和中国人合作，他们也有担心。
听清楚李致新的意思，杰夫瑞很高兴，还说，很多人愿意到当地的人家看一看，如果需要，可以去他家做客。
比起周围的人家，杰夫瑞家的房子很新，但也只是土坯的，全家只有四个字：家徒四壁。惟一值钱的东西是两个登山装物资用的大圆桶，他说，是登山者送的。杰夫瑞自豪地给我们看他的大桶似乎是在炫耀他的成绩。
一个小时之后，杰夫瑞叫住了我们，让我们回头去看：2号营地已经被浓云罩住了，“那里在下雨”。他说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雨。
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除了大脑还能想事，不要说聊天了，甚至连笑的力气也没有了。太阳火辣辣的晒着没有包裹起来的皮肤，仿佛发出哧哧的烤肉一样的声音，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也不想了，只有两条腿在机械地运动。
王勇峰却似乎有无穷的力气，走着，唱着，和我们耍着贫嘴，跟长征中的文工团员差不多，就差一副快板了。大约是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最后就反复唱他新学的一首：《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陪着你走，慢慢地知道结果”，我们用力伸出大拇指称赞他，唱得好。能做的只有这些了，不要说感激的话了，就是感激的笑容也做不出。
越走，草越少，遍地火山岩。云雾又从身后包抄过来，大家加快了步伐，两天的大雨已经吓坏了大家，谁也不想享受雨中漫步了，只想着赶在雨前到达海拔4750米的突击营地。
乞力马扎罗是一个上演人间故事的舞台，在不足70公里的攀登路线上，很多人发现了自我
只有这一段路是和传统路线重合的。在这之前，传统路线基本上是在高原草甸上行走。对于我们来讲，最幸运的就是，见识了乞力马扎罗的两张面孔。下撤时，我们走的是传统路线，一比较才发现，我们走的那条路线很寂寞，竟只有我们一支队伍，可在传统路线上，赶集一样，上上下下都是人。
那是一支来自荷兰的老奶奶队伍，六个人都在60岁以上，双手拄着雪杖，喊着号子往上走。还有那个肯尼亚的小伙子，背着一把大雨伞，扛着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独自行走。也有来自美国的一家人，儿子嫌太苦了，半路下山了，老爹带着老婆女儿一路生着闷气继续上。
在1990年，曾经有一支特殊的队伍来这里攀登，他们是来自美国的12名19岁到30岁的弱智人，他们要用8天的时间登上这个有雪的非洲的山。据说，25％—30％的攀登乞力马扎罗的人获得了成功，但这支由弱智人组成的队伍要用他们的努力显示他们的决心，他们说：“挡在我们面前的和落在我们身后的一切若与我们的内心世界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那个叫杰夫的小伙子从很小的时候，人们就叫他“傻子”，但他一直坚持着学习。他说：“我学东西比较慢，但这对我来说，也许就意味着，学得更好一些，学得更多一些。”在乞力马扎罗茂密的热带雨林中，他用那双满是水泡的脚走在最前面，他喊着：“没问题，我拥有全美国最强健的体魄，我要全力以赴。”
最后，终于有五位队员登上了顶峰。他们铭记了山上的一段碑文：我们要奋斗，要用希望代替失望，用爱代替恨，要把尊严还给那些受到过羞辱的人们。
在这支队伍之后，还有轮椅登山队、盲人登山队先后登上了顶峰。
而到了1993年，美国一位职业妇女把30多位乳腺癌患者带到了山脚下。她本人也是一个乳腺癌患者，在和癌症进行了5年的斗争后，她决定采用环境疗法。医生建议她，试试简单又见效的运动。于是，1993年，这位名叫罗拉· 埃文斯的女人组建了这支有一位医生在内的登山队。她们成功地登上了顶峰。从那以后，每个人的病情都有所减轻。这样，在1995年1月，罗拉又在30多人中挑选了12位身体条件较好的，获得了攀登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的许可。
其实，以登山作为抗癌手段早在1987年就有人实验过，7位日本癌症患者在医师的指导下成功地登上了欧洲西部最高峰——勃朗峰。他们到今天也活得很好。
但更多的人，是在这里寻觅心灵的故乡。
1997年，奥地利一位年轻的音乐家把圆号背上了顶峰。在他的家乡，一支乐队已经在等候他的前奏了。他们相隔万里完成了《维也纳圆舞曲》演奏，他要这样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一位攀登过乞力马扎罗的老人。
乞力马扎罗，这座非洲惟一的雪山，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象征。韩国有一位著名的歌手赵容弼，他的上百首歌曲为人传唱，其中就有一首《乞力马扎罗的豹子》，尽管，他没有到过非洲，没有见过乞力马扎罗的雪，他却唱着：
我不应像风一样来，像露水一样消失／我要留下我的足迹／我不要像一缕青烟飘去／要像火焰一样燃烧／不要问我，不要问／为什么要爬到那山顶／没有人会理解我的孤独，还有燃烧的灵魂。
不知是云还是雪，在高高的乞力马扎罗上／今天我也将启程，背起背包／在山里遇见孤独和它握手／哪怕我也变成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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