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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她最得力的助手是她的丈夫——一位著名的电视导播，曾经告诫李淳容不准再提珠穆朗玛的人，却在三年间支持李淳容筹集资金、组织队伍，直到1993年跟着进了山。
为了配合这次登山活动，中国登山协会派出了比较强的队伍，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曾曙生担任队长，攀登队长是金俊喜，队员是王勇峰、罗申、加措、小齐米、普布、开尊、马欣祥。
第一次确定的突顶名单里没有王勇峰
5月3日，18时15分，高倍望远镜里，大本营发现6号营地正在搭建的第二顶帐篷被高空风卷走了。消息被证实之后，大本营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山上一共有8名队员，今夜，他们只能挤在一个六人帐篷里了，这一夜，谁也不可能躺下好好休息了，在8300米的高度，他们要蜷曲着坐一夜，而山上的风力每秒24米，气温是零下42度。
挨过今夜也是个开始，帐篷和食品的情况所限，必须要有两名队员下撤了。每一次的登山都会有这样的遗憾，极小的一个细节也会断送整个计划，甚至是一个人的终生梦想。谁将退出登顶的行列？对于任何一个到达8300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突破，任何一个人的突破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对队员，还是对决策者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至少5月2日晚的大本营是这样的，快11点了，三四个方案都被推翻了。台湾队员很容易确定，无论是高山适应还是体力，都是非伍玉龙莫属，但到大陆队员这里就难了，6个大陆队员都具备登顶的实力，割舍谁都是痛。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曾曙生身上，他低着头，沉默着，沉默着，一咬牙，说：“抛开一切感情因素，无条件服从全队的需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保住台湾队员登顶。所以，我主张让实力最强的5名藏族队员协助伍玉龙登顶！”这是当年随队记者的实录，这意味着，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力保台湾队员身上了。这个决定并不意外，从一开始，台湾队就处于这种被帮助和保护的位置，近两个月的运输、修路、攀登过程中，始终是大陆队员承担更重的工作，到了7790米的高度，大陆队员每人半瓶氧气，台湾队员是每人一瓶氧气。
但是，这个决定也意味着，等待了5年的王勇峰又要和珠峰失之交臂了。
李淳容很为这个方案感动，当然接受了。这个时候，台湾队员李城彦冒了一句：“那北京队的王勇峰呢？他的体力和各方面都不差。”
李城彦在大本营负责山上的行动规划和记录，每个人在山上的表现在他那里都有一个数字化的体现，有一个数字是李城彦根本就不能忽视的。在高山营地，每天别人休息了，还在分物资，整理装备的人是王勇峰，每次运输安排计划的是王勇峰，从6500米往7028米北坳运输次数最多的是王勇峰，他在那条路线上往返运输9次，是所有队员中运输最多的。李城彦说，这样的安排太不讲人权了。
豁达和忍耐是王勇峰一直认为的登山者必备素质，他这样要求自己了，还是要经过历练
1985年纳木纳尼峰的攀登给王勇峰的考验已经让他意识到登山的严酷性，有时候，这种严酷并不只是来自于暴风雪，来自于高山缺氧，它还来自于很多不可逆的人为因素。
纳木纳尼峰，海拔7694米，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神山之王”冈仁布齐峰遥遥相对。1984年，中日组成联合攀登队攀登这座处女峰。
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给这支队伍题词：风雪磨人。对于王勇峰来说，这次登山活动的确是风雪磨人。
这是王勇峰和李致新第一次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登山活动。两个人的不同在于：李致新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精神到的纳木纳尼。
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玛卿岗日之后，国家队要在中国地质大学的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
在玛卿岗日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但他还是选上了，因为老师说，他身上有登山运动员们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成功攀登玛卿岗日之后，所有队员都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在当时的在校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
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一位老师得病住院了。领队老师朱发荣急坏了，他要留下来照顾住院的老师，可又没有人领学生们去北京了。这个时候，王勇峰站了出来，他说他留下来。
王勇峰是登顶队员，是一定要参加庆功会的，又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惋惜，他说，以后机会多着呢。于是，就在其他人到北京在鲜花与掌声之中沉醉的时候，王勇峰在医院给老师端屎端尿一个月。
后来，推荐队员的时候，朱发荣老师选择了王勇峰，他的理由很简单，登山人的精神比身体素质更重要。朱老师的定论在后来王勇峰的登山生涯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王勇峰身上究竟有一种什么东西呢？李致新每次和陌生人讲起王勇峰，总是要从买羊皮的事儿说起。
在大学里，因为跑步，李致新和王勇峰慢慢熟悉了，又经常在一起踢球。王勇峰是他们班的主力，李致新也是班里的主力。有一次，他们争球，王勇峰速度快，一绕，就把李致新超过去了，李致新也追不上他，就在后面使一个小绊儿，他“吧唧”一声就趴地上了。趴在地上，王勇峰笑着说：“致新，你跟我来这个？”那个时候，李致新就发现王勇峰是一个豁达不计较的人。
李致新要说的买羊皮的事儿是在青海西宁，1984年第一次攀登玛卿岗日的时候，他说真正了解王勇峰，是在那里。
进山之前，他们在西宁训练，同时采购进山食品。
一天，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看到了卖羊羔皮的，白白的软软的，看着可好了，从东北来的李致新就琢磨，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可以买回去给他们做衣服，多暖和。
王勇峰一听，好呀，我帮你问价钱。
“60块钱一张。”
“太贵了。”李致新也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就随口说了一句。
那人说：“没关系，买不买，先看看。”
接着又把他们拉到自己住的招待所去看货，李致新有些不想去了，总觉得人生地不熟的，心里不踏实。可王勇峰说，去吧，看看怕什么。
到那一看，一屋子的羊羔皮，让他们随便挑，可李致新身上还真没带钱，再说，他一琢磨，买也要等下了山再买，不可能买了背着上山呀。就说，等我下次来再买吧。
那个人说，你根本就不想买吧？50块钱卖给你。后来一直降到30元。
李致新说，那好吧，我回去拿钱。
其实他心里更没底了，60块钱的东西一下降到30块，听着心里就打鼓。回去就问老师，老师一听，说绝对不许自己出去买东西。李致新一听，这更不能去了。
那天晚上，大家正在房间里聊天呢，王勇峰突然问李致新：“还去不去买羊羔皮了？”
李致新说不去了。他觉得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谁知王勇峰“咚”地一声摔门出去了。
看他气哼哼的样子，李致新也觉得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但很快就忘了。
后来在山里时间长了，两个人又经常在一起聊天了。
玛卿岗日的大本营有又厚又青的草，躺在大草坡上聊天是一件最幸福的事儿。
每次聊天，李致新都要大吹特吹他的家乡大连。李致新原来是学日语的，后来学英语的时候，他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Ｄａｌｉａｎ ｉｓ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ｉｔｙ！”（大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那天在大本营草坡上也是在聊美丽的大连。
在王勇峰眼里，李致新的故乡还挺神圣的，全国多少火车是从大连开出来的，大连的苹果有多好，大连的万吨轮有多棒，他都知道，甚至，他还报考过大连的学校。
这么轻松地聊着聊着，就说起了那天买羊皮的事儿，李致新问他：“那天买羊皮的事，你是不是生气了？”
“是，我是生气了。”王勇峰点点头。
“那你摔门去哪了？”
“买羊皮去了。”
李致新一听，立即感觉到，眼前的这个同学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他的那种朴实简直是少有的。
李致新最爱给人讲这段，就是因为，那是王勇峰最真实的写照。
1984年底，李致新和王勇峰投入了攀登纳木纳尼的训练。这时候，李致新和王勇峰已经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了。当时王勇峰正在写毕业论文，李致新每天把饭给他打到宿舍里，到李致新写论文时，王勇峰也是如此。
他们很珍惜国家队队员这个身份，总想做出个样子来。
在纳木纳尼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是支援队员，负责运输，通常，支援队员登顶的希望不太大，因为把物资、装备都运送到指定营地之后，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支援队员一般都是待机状态，身体条件允许、天气情况允许时，还可以登顶。可王勇峰却被老队员赶下了山。
王勇峰当时的任务是，把物资从2号营地运到突击营地，为突击队员做准备。
突顶那天，雪非常大，背的东西又多，运输根本不是在走路，走一步跪一步，王勇峰生生地是把路跪出来的。
但是，王勇峰不是突顶队员，把装备运到突击营地后，要回到2号营地待命。
王勇峰最终也没有等到登顶的机会，老队员怕他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