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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因特别重视伦理，所以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培养群性，以符合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从观念上看，孔子并没有完全忽视个性教育，例如他说：“当仁不让于师。”秦汉以来，由于家庭主义的形成，个性教育与家庭主义的特质不能相容，遂使少数代表个性教育的观念，只停在理想范型（ideal pattern），没有落实为实在范型（real pattern）。由于传统家庭主义严重妨碍个性的发展，所以当西方的自由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来到中国以后，不久就与家庭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爆发了个性解放运动。
自由思想正式介绍入中国，始于严复。严复翻译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群己权限论》）是1903年的事。他在《译凡例》里说：
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也提倡自由思想，他对自由的解释是：“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所以要实现自由，必须先除“心中之奴隶”。梁先生所说的”心中之奴隶”共有四种：1。勿为古人之奴隶。这是要人不可盲从传统。2。勿为世俗之奴隶。这是说，人要实现自由，必须有主见。3。勿为境遇之奴隶。这是教人扬弃宿命论的人生观。4。勿为情欲之奴隶。梁先生认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所以如果没有过人的自制力，则必为情欲的奴隶。
严复和梁启超所提倡的自由，对中国传统而言，都是惊人的言论。尤其是严复所说的“忠孝节廉，亦皆根此（指自由）而生”，似已有把固有道德移置于新价值基础上的企图，这是至今仍未解决的大问题。二人的言论，因在清末接受新思潮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对广大的社会还没有发生影响。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广大的青年群发生巨大影响，始于民初的《新青年》。《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改在北京出版），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开始把“个人”与“家庭”尖锐地对立起来，接着就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恶果：1。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2。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3。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4。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要革除这些恶果，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氏所说的“个人本位主义”，就是指“谋个性之发展”。《新青年》鼓吹个性解放的思想，到1918年6月的“易卜生专号”，出现高潮，这一期胡适同时发表了《易卜生主义》和《娜拉》（第三幕），前文是揭发家庭的黑暗腐败，后一剧是写主角娜拉，无法忍受丈夫的伪善与虐待，在家庭里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遂决定离家出走。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表面上是在介绍易卜生思想，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借易卜生之口向传统的家庭主义宣战。在个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娜拉”，纷纷脱离了大家庭。30年代的文艺小说，曾把握住这一主题，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巴金的《家》，这部把大家庭视为坟墓的小说，曾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李辉英说，《家》“至少在给青年们以勇敢脱离大家庭桎梏的情形下，等于是打了催生的一针”。
第一部分传统家庭的解组（2）
三、家庭本身的原因
以上经济和思想的原因，是造成传统家庭解组的外在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家庭本身的原因。社会学家克鲁格（E。T。Krenger）把家庭解组解释为一种心理的衰落，以及他所说的六点特质，正是属于家庭本身的原因。
共同目标的丧失家庭主义，强调一体感，重视家庭荣誉，作用之一，就在维系家庭的共同目标。在传统时代，儿子多半继承父业，纵然有改变，也不会妨碍到家庭荣誉，因此共同的目标比较容易维持。到了近代，因逐渐走向工业化、都市化，职业开始多途分化；加上革命浪潮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人生目标和老一代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使年轻男女要求依照自己的志趣发展前途。这种因素的渗入，自然促使家庭共同目标的丧失。
家人合作的短少家人间的合作，主要是基于相近的志趣和共同的目标，当子女们志趣纷歧，共同目标丧失以后，家人赖以合作的程度，必大为减少。以往知识主要的来源是传统的典籍，因此学问可以父子相承，有所谓家学渊源。从事商业的，也往往是世代经营。至于农家，需要全家人合作经营，更是必要。到了近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介入，使各行各业逐渐步向专业化，除了家庭事务，彼此可以合作的余地越来越缩小。
互惠服务之抑制一个家庭如具有共同的目标，必更能合作无间。既具有共同目标，又能合作无间，则家人间互惠服务的程度必愈高。反之，互惠服务的程度必愈低。在传统解体的过程中，年轻一代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逐渐开始追求超越家庭的理想，这可能是导致家人间互惠服务抑制的一个主因。
角色协调的缺乏生活稳定、目标相共的家庭，角色之间的协调比较容易。社会动乱，个人志趣纷歧，角色间的协调，就很困难。子顺其父、妻从其夫的时代，角色协调比较容易，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输入以后，“如何做父母、子女？”“女子的责任是什么？”都发生了问题，原有的角色协调，就难以维系了。
家人社会参与的困扰在新时代的刺激下，青年男女再也不能安于现状，把一生的心血仅限于家庭的目标上，于是有的加入革命行列，有的去从军，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参加社会服务，子女们纷纷离家参与社会，不但给双亲们在心理上带来莫大困扰，也使原有的家庭功能受到影响。
情绪态度（如爱、忠心、尊敬）的紊乱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社会的价值标准为之一变。革命的洪流，创造了社会的新典型。两千多年的传统，都在教人孝顺父母，热爱家庭，新的价值标准和新典型的向往，却要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新旧价值之间，究竟孰轻孰重，为年轻一代带来情绪态度的紊乱。
综合以上内外的原因看起来，传统家庭的解组，是为了适应西方文化侵入后所造成的新处境，以及努力重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现象。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传统家庭主义的某些特质的消失，应该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其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传统家庭解组的种种原因，都是造成目前社会代沟问题的基本成因，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我们如果把代沟看成新社会的问题是对的，如果认为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是不对的。因为在加速变迁的社会，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第一部分认识“个人”
传统家庭的解组，使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普遍笼罩上一层阴影，这毕竟是过渡时期，家庭解组与家庭重组（Family Reorganization）是一连接的过程，在解组过程中，双亲和子女都身受其痛苦，痛苦必然产生重组的要求。虽然重组的过程和解组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但要使重组的家庭生活更能适应新处境，对“个人”的概念，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因现代的中国家庭，必须建立在合理化的个人基础上。
从家庭解组到家庭重组，如用两极化的概念来表达，也就是从“家庭主义父权的”家庭方式，演变到“个人中心平权的”家庭方式。前者以家庭为中心，后者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为中心，表示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尊重，这是伴随着民主运动的演进而带来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业已成为民主生活方式的主要概念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巴勃（Zevedei Barbu）认为，依照古代雅典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可由两方面去界定个体性的意义：1。个体性是生活的独特表现，它本身就是目的；2。个体性是团体分子的身分。他说：“古雅典文化与近代文化，都充分证明这两种个体性界说的倾向之平衡，是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个体本身是目的，同时又是功能类目。”如此，个人才不是脱离团体的寡头个人，团体也不是要求放弃个人意志的集体，个人与团体才都能发挥其功能，而不是相害相克。一个团体要健全地发展，必须使二者取得平衡，其他团体如此，家庭团体亦复如此。
个体性概念受到重视，除了民主运动之外，宗教改革和近代哲学都有其贡献。哲学家柯亨（Morris Raphael Cohen）在《个人主义的理智基础》一文中指出，宗教改革运动使新教徒相信有信心就可以得救，各人的灵魂直接经由信心和上帝接触，教会只是各信徒个人的团体，不是一种教阶组织。柯亨说：“宗教改革运动的永久结果，却是提高个人的价值，并给予各个人一个独立的身分。”近代哲学方面，柯亨认为莱布尼茨、康德、洛克、柏克莱、休谟、穆勒等，“他们意见中的精华，都相信个人的意识，就是最终的实现。”
个体性概念落实到行动层次，于是有个人主义的出现，个体性概念正是“理性的个人主义”的理智基础。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词第一次见之于英文，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rille）《美国的民主》的翻译，他用这个词来描述他所深恶痛绝的那种人生态度。托氏所反对的个人主义，与理性的个人主义完全不同。理性的个人主义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