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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此，传统的权威性格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是可以料想的。新近一项初步的研究正部分地印证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已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不过在另外一项有关家庭权威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学童的人格结构或信仰系统，都有封闭和独断主义的倾向，而且愈到中学阶段愈厉害。这方面的问题，很值得做规模较大的深一层研究，因为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国民性的改变是关键所在。下面拟以前述权威性格的特征做参考点，提出一般性的思考，供给从事这项研究的学者们做参考。
性格的构成，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密切相关。社会化过程中，又以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占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要改变中国人的性格，也要从这两个部门去着手。中国过去由于循例重俗，父母与教师对一个违反习俗的孩子，往往严辞斥责，甚至加以惩罚。现在我们既知道严守习俗为权威性格的一个特征，要改变它，就应该考虑对习俗的态度放宽。文化有理性的部分，有反理性的部分，也有非理性的部分。社会习俗大部分是属于非理性的部分。所谓非理性的就是无所谓合理不合理。愈是现代化的社会，习俗愈显得多样性。年轻人由于好奇心强，或由于爱时髦心理，对习俗改变的弹性较大，父母们常常用自己年轻时的标准，对孩子们的好尚加以评价。像迷你裙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好多女孩子因穿着迷你裙，受到父母的阻扰或斥责，孩子们总是不服，父母们也提不出足以说服的理由，因为风尚本来就是非理性的。时间一久，大家看惯了，父母们也会发觉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再回想当初两代间为这种事争执，是多么不值得。问题是年岁大的人对新异事物的感受力和适应性都可能比年轻人差些。自觉到这一点，以后面临这类问题时，只要心情放宽些，就会过去的。我有一个朋友，母亲去世，父亲依照传统习俗，要他在殡仪馆的追悼仪式中，履行披麻戴孝的跪拜礼，儿子认为行鞠躬礼答谢就可以。为了这件习俗的问题，父子闹得很不愉快。在重视孝道的传统里，对这件事，大家也许就不会把它看得像穿迷你裙那样的单纯。但它仍属于习俗的范围，凡是习俗都可以改变，事实上也不断在改变。我去殡仪馆吊丧的经验，有的家庭仍行跪拜礼，但有的家庭就已行鞠躬礼，谁能根据这不同的仪式，就评定他们的孝或不孝呢？
到现在，我们仍可以经常看到或听到，父母和教师们用“乖”或“不乖”来评定孩子和学生们的好坏。“乖”就是顺从，“不乖”就是顽皮、脾气坏、有个性。很少人肯去想想这一习见现象的背后，实蕴藏着大问题。首先，乖不乖的标准，会加强孩子和学生们的“顺从”和“依赖”的需要，顺从和依赖的需要越强，权威性格的倾向也就越大。这种现象在传统社会，不容易看出它的问题，因为传统社会的孩子，他将来的出路，多半可以受到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大力帮助，也比较有固定的阶梯可以顺序而上。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完全不同，由于行业的分歧和兴趣的诱导，大部分的孩子一旦踏入社会，都要靠独自的奋斗，去面对社会的剧烈竞争，这时候他要靠较强的“成就需欲”的支持，他才有本钱和别人去竞争，而“成就需欲”和“顺从”、“依赖”的需要是相互冲突的。我们的父母，当儿女小的时候，一味要求他们做“乖”孩子，等到长大成人，又渴望他们马上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能做大事、创大业，这怎么行呢？据心理学家的发现，“成就需欲”为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因此，成就动机的强弱，将决定一个人工作的成败。基于这点认识，我们的父母和教师，实应重新检讨对孩子和学生们的评价标准。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学生，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富有独立能力的人，能把他们的创造潜能发挥出来贡献社会，那么在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里，就应该允许他们表现个性，允许他们和自己讨论问题甚至争辩，承认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因斯坦曾说过：“假如一个人精研了基本课程，具备了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他一定能够发觉自己应走的路，比起获得详细的知识来得更能适应于进步和改变。”这是爱氏根据他做学生和做教师所获得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的父母和教师们三思。读过古今传记的人，大概都能同意：从来没有一个顺从、依赖、缺乏个性的人，能在任何一方面具有杰出的成就。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的改变（2）
小孩子们在看戏的时候，常喜欢问爸妈，戏中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爸妈会不假思索地指出那是“好”人，这是“坏”人。这就是教育二元价值观的开始。二元价值观，培养孩子们对“好”人生起崇敬的情绪，对“坏”人激起仇视的情绪。如此盲目地培养孩子们的好恶情绪，会影响他们将来正确估量新事物新经验的能力。中国人把“良知”看成“好善恶恶之心”，教育上着意培养的也就是要人能发挥“好善恶恶”的功能，好像“心”除此之外，别无功能。其实从年龄的顺序上，最当优先培养的是心的认知功能，先要他们学习“是什么就说成是什么，不是什么就说成不是什么”的能力。人只有在认知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辨好坏、别善恶。世界上并没有完全“好”或完全“坏”的人，“好”和“坏”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如果一定要说好坏，也只能说他在某件事上好，某件事上坏。笼统地说某是好人某是坏人，它只能代表主观的情绪，不代表客观的事实。这类情绪如不幸被希特勒之流利用，就能兴风作浪，为人类带来灾害。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能力训练的人，是不会轻易成为法西斯主义的信徒的。
在会议上常听做主席的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双方的理由。”这句话里，含着一个往往没有人深究的臆测，那就是每一个问题，好像根本都可以分为两方面。这种习惯常使我们的思想总是有把不同的人、事、物加以对比的倾向，觉得不是“好”的一定是“坏”的，不是“坏”的一定是“好”的。这是一个二元价值观，它强迫我们只能在“好”与“坏”之间做选择。日常我们习见的“光明”与“黑暗”、“仁政”与“暴政”、“民主”与“权威”等的对立，也是如此。一个受过良好认知训练的人，他采取的不是二元价值观，而是多元价值观，他会说：“不论任何问题上，我们必须听取多方面的理由。”我希望今后的父母们、教师们，以及儿童故事的作家和编剧家们，在日常用语，或故事、剧情的编排中，尽可能客观地展现事实，少做评价，尤其要避免做“好”与“坏”二极性的评价，这样将有助于孩子们认知心态的培养。应用认知态度去观事论人，不仅可以减少人与人间的仇视情绪，且能增加社会祥和之气。要改变中国人强烈的权威性格倾向，增强国人认知能力，培养多元价值观的习惯，可能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是根据一些先入之见把自己编织起来封闭于其中，然后就依靠这些先入之见，对人对事加以判断。假想有一位几个孩子的母亲，其中有一个孩子叫小华，喜欢睡懒觉，又好吃，偶尔也扯扯谎。有一天妈妈皮包里的钱不见了，这位母亲马上就根据对小华的印象，武断地说：“一定是小华偷的，因为他的生活都是贼习惯。”爸爸下班回来，把钱从床头柜里找出来，妈妈不会认错，还坚决地说：“小华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次不偷，下次还是会偷的。”
要从“耽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中跳出来，方法之一，是训练“开放思想”，养成改正自己的习惯。对一个权威性格已定了型的人，人类学和文化比较的知识，也许已起不了大作用；但对一个学生，这方面知识的吸收，有助于防止人格向那方面发展。
《孟子·尽心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欣）然，乐而忘天下。’”在这一则故事里，实暗藏着两层冲突：一是尊亲与尊国之间的冲突；一是孝道与法律之间的冲突。孟子因视亲亲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处理这两层冲突的方式，是维持亲亲的原则，牺牲其他的价值。
且举一个传统士大夫耽溺于自我中心想法的例子：明末利玛窦来华传教，绘有舆地全图，印送给中国士大夫，因地图所绘，与士大夫一向所想像的不合，于是攻击利玛窦：“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洋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以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中国之北）、交趾（中国之南），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无忌若此。
蒙坦因说：“让他（学生）知道，承认自己的议论里有错误（虽然除了他外，别人还没有注意到），是一件有见识而且诚实的举动，上面这些正是他所想要的主要品质。固执和爱好争论，是下等的品质，通常只有心情最卑下才会那样。变更主意，改正自己，在极热中时仍然放弃不对的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强者或哲学家的品质。”
第二部分妇女生活的变迁
妇女生活的变迁，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曲折多难，也同样反映在妇女生活的变迁中。
单就文化变迁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