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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等日常生活的细节，莫不有详细的规定。他教导儿童，对“父兄长上”讲话，要“常低声下气”，语气要缓慢。遇到他们“有所教督”的时候，就应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遇到长上有所责难，或是他们犯了过错，做晚辈的“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他也教导儿童，走路要端正，不可疾走跳蹦，可是一旦“父母长上”“有所召唤”，为了表示恭顺，则可以例外，“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此外，儿童外出或回家，都必须向长上作揖，就是短时间的，也不可例外。和长辈们在一起吃饭，“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日常和长辈们在一起，必须站在长辈的旁边，而且要“正立拱手”，长者有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
就《童蒙须知》的内容看，朱熹真可以说是把孔、孟“无违”、”敬长”的垂训，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朱熹所设想的，只是一个理想，即使在士大夫的家庭，实际上对儿童行为的训练，与此理想必仍有一段距离，可是历代的家庭，把圣贤明训，立为儿童教育的标的，则属事实。何况有些圣贤明训，后来曾得到历朝法律力量的支持，订进法律的条文中（详情见下文），就能具有实际的效力了。圣贤们的孝弟思想，再加上法律力量的支持，主要是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把传统的中国人，教导成服从包括父母长上暨其他一切权威的子民。
二、从孝道的制度化来看
中国到秦、汉之际，由于专制政体的出现，为了维护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忠臣”必然被定为最高的价值，这就难免与孔、孟以来逐渐提升到取代一切价值的孝道发生了冲突，惟一能解决这冲突的办法，就是使忠、孝混同。《吕氏春秋》、《礼记》（包括《大学》、《中庸》）、《大戴礼记》等典籍，许多谈到忠、孝的地方，就正反映出以忠、孝混同的方式解决二者之间冲突的过程。
孟子所说的“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虽已将本属道德范围的孝、弟，扩充到政治领域，但从舜为天子，其父瞽瞍杀人这一事件解决的方式来看，他是宁可牺牲君位以保障父权，孝道仍是最高的价值。到了《礼记》的时代，儒家已面临君、父双重权威并存，忠、孝难以两全的困局。为了克服此一困难，只有朝二者混同的方向发展，所以《大学》里就已出现“孝者所以事君也”的观念。此外《礼记·祭义》：“事君不忠非孝也。”《祭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大戴记·曾子主孝》：“孝子善事君。”“事君不忠非孝也。”《吕氏春秋·孝行览》：“人臣孝，则事君忠。”《孝经》中忠、孝混同的思想，实代表这一思想潮流的集大成，其中有许多观念，在前引诸书都可以找到。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2）
由于汉代的君臣，了解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的道理，所以提倡家族主义下的孝道，即无异提倡专制主义下的臣道。孝道不但可以维持家族内的和平，同样也可以巩固社会和政治。因此，从汉代开始，就利用政府的力量推行孝道，并为孝子安排特殊的出路。嗣后历代帝王莫不以奖励孝道为政治第一要务。
为了推行孝道的方便，也为了强化忠、孝混合的效果，汉代又提出“三纲”之说，作为伦理教化的纲常。一般都误以为三纲之说始于汉章帝时代的《白虎通义》：“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这观念在东汉以前早就有了，如《吕氏春秋·恃君览》：“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这里已提出二纲。《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这不就是三纲之说吗？不过有人怀疑《忠孝篇》不是韩非的作品，所以时间性很难确定。但我们还可以举出另外的例子，那就是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是他才正式提出三纲。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也。”董仲舒不但根据他的阴阳哲学，提出了三纲的观念，而且为三纲建立了形而上的根据，也就是说，三纲是天经地义的。《白虎通义》是章帝时儒臣经师们在宫中“白虎观”会议五经异同的记录，所以其中的三纲说，无异是把董子的“私言”化为“公论”。人类学家林顿（Linton。R。），把文化区分为“理想文化”和“实在文化”等。照这个分法，我们可以说，在三纲说成立以前，忠、孝还只是文化的“理想范型”，三纲说化为公论以后，忠、孝已由“理想范型”逐渐进入到“实在范型”，对广大的臣民就能产生实际的规范作用，而成为伦理教化的大本。从这时期开始，精心塑造权威性格的文化工程，可算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三纲的建立，仍只是孝道走向制度化过程的一部分，要等到把孝道纳入法律的范围，制度化的工作才算竟了全功。
从孔、孟到秦、汉，演变出来的孝道第一主义思想，以及忠、孝之间可能引起的冲突等问题，在中国历代的法律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历代法律为了维护儒家的亲亲原则，对一般民众之间的犯罪行为，还能保存“同一犯罪、同一处罚”的原则，可是这一原则对家族亲属之间的犯罪行为，就完全行不通。家族亲属之间的刑罚，是根据“长幼有序”的原则和亲疏关系决定的，尊长加之于卑幼，愈近亲罚愈轻；反之，卑幼加之于尊长，愈近亲则罚愈重。譬如依唐律规定，在普通人之间只一年的罪行，子孙加之于父祖就要斩首，相反地，如父祖加之于子孙，就可以不论罪。不仅对亲生父母，同样的罪行，如果从子加之于伯叔父母，也要处绞的重刑，伯叔父母加之于从子，照样可以不罚。兄弟姐妹已属同辈，可是因法律受制于尊卑长幼的伦教，刑罚依然不得平等。普通人被判一年的罪，如果弟加于兄，妹加于姐，就要罚流三千里，而兄加于弟，姐加于妹，则不论罪。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形成的文化动因（3）
普通人之间的恶言詈骂如何处罚，唐律没有规定，明律骂人之罪罚“笞一十”。但唐律已载“詈祖父母、父母者绞”，殴打父母则处斩。斩比绞罪重，斩不待秋冬随时执行，没有特赦的机会，绞刑一定要等到秋冬才执行，尚有一线的生机。殴打父母，法律明文规定处斩，但也有因皇帝的意思，加重处罚的例子。清同治四年，湖北地方某士大夫与妻共同鞭打其母，同治下令把这对夫妇处剥皮之刑，并将骨骸烧化为灰，飞散空中，不使污秽遗于天壤。这件案子还罪及无辜多人，夫之尊长、妻之双亲减绞刑一等，邻里以不告坐流罪，地方官以教化不力，免职。
五代、北宋时，中国已有“凌迟”的极刑，元代以下就以凌迟之刑处分杀祖父母、父母者。明律：“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注：“已行者，不问伤人未伤人，不问首从，皆斩；已杀讫者，皆凌迟处死。”孔子解释“无违”，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唐律根据圣人的教言，规定祖父母及父母在，子孙不可“别籍异财”，不可“供养有阙”，否则就是不孝。父母去世，丧制未终，不穿孝服的、忘哀作乐的，一律处刑三年；在路上碰到奏乐，伫足而听的或是参加喜宴的，都要杖一百。
论语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则故事影响后世很大。它造成中国人亲属间之罪恶互相隐蔽的普遍现象，历代立法者，为了维护亲亲主义的权威，宁可牺牲法律求公平的精神，而明文加以认可。汉律就已规定：“亲亲得相首匿。”宣帝时曾下诏：“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乱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首匿者，言为谋首而藏匿罪人），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唐律更把应用亲属的范围扩大：“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皆勿论。”法律容隐亲属罪行，不守此法者，反而要被处以重刑，如西汉刘爽告其父衡山王谋叛，结果以不孝罪名弃市；梁武帝时，有子证其母诱拐罪的，也被流谪交州。唐律可能发觉这种极端容隐亲属罪行的现象，不利于巩固皇家权力的要求，所以在上引的法律条文下，增加“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是说亲人间如有造反的，依法就不应隐蔽。说明在专制政治下，君权可以高过父权，忠、孝之间万一发生冲突，只好舍孝而全忠。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里，因悉心维系亲亲主义而产生的问题还很多，如“复仇”问题，如“割股”问题，在此不必细叙，读者也可以想像到，只要是在孝道的名义下，种种罪行不是被公认，便是被默许。孝道从圣训经由制度化，早已成“天经地义”，就是连幻想或神话的故事里，也都不能违背这一原则。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代表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但他本领再大，怎么也翻不出代表父权的如来佛、玉皇的手掌心。又如《薛仁贵征东》，后半部描写父母及儿子的三角关系，与西方“伊底帕斯”的故事很类似，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伊底帕斯》里是儿子杀死了父亲，在《薛仁贵征东》里却是父亲杀死了儿子。这情形或许可以了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