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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人身份特殊，同为公众人物，自然容易受到关注，其影响超出了红学范围。胡适与蔡元培围绕《红楼梦》展开的论战，不仅是红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还意味着新、旧学术的一次正面交锋，在现代学术史上极具象征意义。
对胡适、俞平伯等人而言，他们所创建的新红学能够迅速为学界普遍接受，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并带动整个古代小说、戏曲的研究，这固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所营造的良好学术氛围有关，与胡适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重要地位及其大力提倡有关，但这种接受和主流地位也并非一帆风顺，它必须在与其他红学流派的交锋辩难中获得。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两人虽然私交不错，但胡适的言辞相当激烈。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据胡适1921年9月25日的日记记载：
与蔡先生谈话。前几天，我送他一部《红楼梦》，他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当为索隐——笔者注）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
正如蔡元培信中所言，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属于索隐派中“之谨严者”，对胡适的批评自然不服气，要撰文进行反驳。
稍后，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这篇序文有一个标题，名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在该文中，他表示对胡适的批评“殊不敢承认”。一方面，他表明自己治学态度的审慎和研究方法的可靠：
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
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
另一方面，他又对胡适的批评进行反驳。他承认胡适“于短时期间，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同时又表示：
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
同时他还列举了一些中外文学的实例，确认考证情节的必要。
针对胡适的“笨谜”之说，蔡元培认为这“正是中国文人习惯”，并以《品花宝鉴》、《儿女英雄传》、《儒林外史》等小说为例进行说明。
在此基础上，他还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进行了批驳，他指出：
《石头记》自言著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曹雪芹。《石头记》中有多许大事，而胡先生所考证者惟有南巡一事，将亦有任意去取，没有道理之消与？
针对胡适的《红楼梦》自传说，蔡元培认为：
书中既云真事隐去，并非仅隐去真姓名，则不得以数中所叙之事为真。
他还举出一些曹家家世与小说中贾家事迹不符的例子加以说明。
最后他坚持认为：
鄙意《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未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
有趣的是，他在坚持己见的同时，也部分地接受了胡适的意见。
两相对比，胡适对蔡元培是全部否定，蔡元培对胡适则是部分否定，主张索隐与考证并存。两人一处于主动地位，一处于被动地位。
平心而论，蔡元培为自己著作的辩护是缺乏说服力的，情节考证有必要，一些古代小说作品可以索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要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并不能由此证明《石头记索隐》的正确性。他所总结出的三种方法：品行相类法、轶事有征法和姓名相关法，从本质上讲，前两种是附会，后一种是猜谜，这倒恰恰点出了《石头记索隐》的致命伤，正如顾颉刚1922年3月13日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所说的：
若必说为性情相合，名字相近，物件相关，则古往今来无数万人，那一个不可牵到《红楼梦》上去！
自然，蔡元培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也并非毫无力量，他无意中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一种影射和索隐传统。不过，他对胡适自传说的批评却是很有力的，指出了自传说的弊端所在。
在论战过程中，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1922年2月17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
此事在胡适1922年2月18日的日记中也有相应的记载：
下午，国学门研究所开会，蔡先生主席。我自南方回来之后，这是第一次见他。他有一篇《〈石头记〉索隐》六版《自序》，是为我的考证作的。蔡先生对于此事，做的不很漂亮。我想再做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
从胡适颇有些不满的口气看，他是非常自信的，认为蔡元培的错误十分明显，不应该进行反驳。不过对蔡元培的反驳，他还是作了回应。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他承认“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用蔡先生的方法的”，如《孽海花》、《儒林外史》；但他同时又指出，蔡元培的方法的“适用”是“很有限的”，“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随后引用了顾颉刚所列举的索隐派两种前后矛盾及不合情理的理由。
最后，他还强调了作者生平考证的重要性，指出它是情节考证的“第一步下手工夫”，并再次呼吁：
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都忽略了“作者之生平”一个大问题。
这个回答加上先前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应该说基本上批倒了蔡元培的索隐式研究法，蔡氏无法为自己作更有力的辩护，也就没有再专门写文章回应。
有意思的是，胡适仅仅说希望和欢迎大家“评判我们的证据是否可靠，我们对证据的解释是否不错”，但他并没有正面回答蔡元培对《红楼梦》自传说的质问。否则，他也许可以借此发现自己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和俞平伯也以不同的形式参加了这场辩论，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书信中提供了两个批评索隐派的理由，并对蔡元培走上索隐之路的根源给予分析，认为“是汉以来的经学家给与他的”。俞平伯则直接撰写《读蔡孑民先生石头记索隐自序》一文，与蔡元培进行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