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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朱丽亚？马特凌终于吸了一口气喊出声来了，她喊呀，喊呀。
醒了。又一次躺在床上，躺在黑暗中，躺在乱七八糟、一股汗臭的被单里。
这么说，我不在，如果在——我是谁？
多么可耻。难于启齿。
朱丽亚对这个梦十分反感——那么栩栩如生，是在做梦吗？——把它忘了是对她最佳的办法。然而，第二天，第三天，虽然梦中的细节迅速地淡忘，恐惧感却挥之不去——似乎，不知怎的，这恐惧感始终存在于宇宙的另一个维度。
当然，朱丽亚决心在诺曼面前掩盖心中的狂躁，如果让诺曼知道，他会感到困惑不安。人心中狂躁，而能不发疯吗？朱丽亚心中纳闷，不知道人的狂躁是否能像那些她老记不住名字的亚原子的粒子一样穿过固体——是尾中子？还是微中子？——夹带着混乱，却又在观察得到的世界上激不起涟漪。
他永远不会知道。他会知道吗？
朱丽亚不记得细节了，也不记得梦的轮廓（只知道梦中的情景是发生在中心，这个地方是最不适合做噩梦的地点）。朱丽亚怀着女人的羞愧，内疚地意识到，她又一次给了一个或几个男人致命的影响。
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男人，只要动了她，就会消失。
她莞尔一笑。不，她不是笑——而是忧虑、不安。
我是“克”男人的女人吗？能下意识地置他们于死地？
换相（4）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荒唐的，纯粹是胡思乱想；然而，一天天、一夜夜地过去，她害怕睡觉，害怕黑夜对她施加的魔力。诺曼竟然没有看出蛛丝马迹——实在太幸运了！朱丽亚拼命保护他，像母亲保护有天才但患有隐性残疾的孩子一样。朱丽亚吻他的时候，迎接他的时候，或者在他即将离家，真像小孩儿一样惊喜地微笑着拥抱她的时候，她心里总是说：他永远不会知道。必须永远不让他知道。
朱丽亚同样下定了决心，无论多么恐怖，她必须不去想它，也不能影响她在昆斯顿艺术馆的工作。她毕竟是个职业妇女：难道不是吗？
然而，使朱丽亚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情形到底还是发生了。即使是在艺术馆，在办公室的避难所里，无处不在的预感和害怕也来骚扰她。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身上在起什么变化？昆斯顿前沿科学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关于宇宙结构的学术研讨会结束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在那里真的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坐着办公的朱丽亚突然觉得脉搏跳得异常地快；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把她吓得跳起来：电话铃响、走廊里说话的声音、艺术馆馆长叫她去馆长办公室（馆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男子，注重仪表，为人狡猾，但绝对没错，是个同性恋者，对朱丽亚？马特凌和别的任何女人绝对不感兴趣）。
朱丽亚曾经无数次从艺术馆的保卫身边走过，但这一次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朱丽亚感到莫名其妙的眩晕，不敢抬头望他们，更不敢像往常一样对他们微笑，叫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打招呼。不，别看他们。最好装作不认识。自从上次做了那个噩梦，（在中心的厨房里，但为什么是在厨房里呢？——而且袭击的人不止一个？）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但脑海里时常不由自主地萦绕着这个想法：她具有莫名其妙的毁灭力。只要男人向她走过来，胆敢碰她，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会突然从内向外爆炸，然后：消失。
他们活该。畜生。
然而，朱丽亚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希望发生暴力，她肯定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不是一个喜欢报复的女人，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那天早上，馆长安排她和一个在夏威夷出生的雕塑家见面，艺术馆准备给他的雕塑搞一个展览。朱丽亚一边通过阅读器紧张地审查那个人的幻灯片，一边礼貌地问一些表示友好的问题。她敏锐地感觉到那个人在注视着她，对她皱眉头。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伸着头，一副寻衅滋事的样子。（或者这个人腼腆？笨拙？不善于交际？）朱丽亚眯着眼睛看着一艘用金属碎片拼凑起来的囚船，这艘庞大的囚船十分难看，令人恼火地恶心，却是该雕塑家展现其“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朱丽亚不知道该怎样想，怎么说。她脑海里一片空白。恐惧的浪潮在胸中翻滚，蒸腾。她的手动了一下，幻灯片像在镜子里一样，也随着她的手移动。捉弄人？看他的容貌有东方人的模样，却是个高加索人；他的皮肤黝黑，似乎是晒黑的。眼睛戴着眼罩。你是谁？我认识你吗？你认识我吗？
朱丽亚询问了雕塑家的背景，他粗声粗气地回答，只说一个字，然后就盯着她不吭声了。朱丽亚的桌面上有一盏铜灯，灯虽然不大，但是很重。她越来越害怕，偷偷地目测右手和那盏灯之间的距离。如果你胆敢。威胁我。此时她的脉搏怦怦乱跳，她知道那个雕塑家已经看出她的沮丧了。她擦了擦湿润的上嘴唇皮，那个雕塑家叹了一口气，揶揄地模仿她的动作，用斜纹布夹克衫的衣袖擦了擦额头。然后，四目相遇。
不。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永远不要。
那个雕塑家正要往前扑过来——朱丽亚觉得他要扑过来——朱丽亚猛地站起来，抓过那盏铜灯以便防卫，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现在可以走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请你把幻灯片拿走！”那位雕塑家目瞪口呆，脸上的嘲弄和男子的傲气一扫而光，黑黝黝的皮肤变成了苍白色。
“快走开！马上走！快走！否则要你的命！”朱丽亚叫道。
雕塑家连忙把幻灯片放进粗呢布口袋，一溜烟地走了。
朱丽亚朝四周张望，望墙壁，望窗户，上下左右张望。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变样。一切都是老样子。她还呆在原地没动。的的确确在原地没动（全身颤抖地站在办公桌后面，那盏沉重的铜灯紧贴着胸口）。
这么说，我不在，是吧。如果在——我是谁？
她在抽泣，只要有人愿意帮助她，她会不顾一切羞耻向他敞开心扉。“大夫，我很害怕我会发疯。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我临近疯了！”
费兹？詹姆斯大夫满怀同情但却心存疑虑地笑着问道：“‘临近’朱丽亚？”
朱丽亚视若无睹地盯着他。是不是用词不当？人可以临近一个时间点，临近一个空间，比方说临近深渊。可是人能够临近无形的精神崩溃吗？她支支吾吾地说：“大夫，我做这样的梦！这么丑恶、这么可恨、这么淫邪的梦！现在这些梦再也藏不住，它们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便是我最害怕的地方。”她意识到费兹大夫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于是停下来，用纸巾捂住眼睛。费兹大夫在昆斯顿是个口碑很好的医生；他不是精神病医生，也不是心理分析专家，但他是个很有名气的内科医生，是个为人和善、博见广闻、紧跟潮流、天生精明老道的人——在理解女人方面有特别的天赋。而且，十分巧合的是，费兹？詹姆斯大夫长得很像诺曼？马特凌：尽管举止不同，身材和体貌却十分相像。诺曼令人费解，好幻想；费兹？詹姆斯却是个十分警觉的人，几乎总是静不下来，一刻不停地提防着。朱丽亚觉得不等她说出来，他就会料到她要说什么话。“这些梦不是我自己的，真的——好像是另一个人的梦。一个疯女人的梦。”
“确实如此，朱丽亚！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怎么——知道？”
换相（5）
费兹？詹姆斯大夫合拢粗短的手指头，耐心地说道：“人在做梦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因此不能肯定地知道梦中发生的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下意识的都不知道。”他像对孩子，或对十分弱智的人一样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难题——我们醒着的时候怎样知道我们是醒着的？——证据在哪里？物质世界在我们看来是真实的——”他用指关节敲着桌子说，把神经绷得像一张弓似的朱丽亚吓了一跳。“——毫无疑问，它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是否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身在其中呢？而我们又是谁呢？”为了制造生动的效果，他停了下来。朱丽亚开始感到很无助。“而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朱丽亚——请原谅，朱丽亚——意识又涌上来，做梦的那个自我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因此——我们怎么能知道那另一个自我？怎能知道那另一个自我制造出来的梦？
这人和诺曼？马特凌多么相像呀：一束束灰白的头发，宽脸盘，有点儿严肃的表情；擦亮的镜片后面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对抽象的逻辑问题谈得头头是道，毫不动摇，不可逆转！但是，费兹？詹姆斯大夫比诺曼？马特凌小几岁，粗壮的身体结实而不肥胖，声音里的男子气概使朱丽亚既感到安慰，又感到不安。因为作为内科医师，他掌握了逻辑，但他是否也掌握了事实？
朱丽亚擦着泪眼，虽然有气无力，但却固执地说：“不管梦的是什么，大夫，不管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反正我非常不安。我害怕入睡；我感冒了，一直在发烧；我——在我工作的艺术馆闹出了误会，请了几天病假。我一天到晚只能做家务挨日子——但又不能被诺曼发觉有什么不对头。他全靠我支持，如果让他知道了，会毁了他。”这个事实一经说破，朱丽亚就明白这的确是事实，或许是她作为妻子这个事实的核心所在。费兹大夫点点头，显然他同意这个说法。朱丽亚颤抖着说：“我认为我能想起的梦中的情景都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厌恶！那么骇人听闻！”
朱丽亚嚎啕大哭。哈哈大笑。掩面而泣。
“得啦，朱丽亚，你们这些女人应该记住，某些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一晃而过的情绪，一时的神经错乱——像短命的蜉蝣，转瞬即逝。你的梦，亲爱的，因这些梦而产生的厌恶情绪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并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