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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干脆将养殖法转用于人身上了。实际上是玛格蕾特在料理养鸡场的工作，而她丈夫几乎总是在途中执行政治使命。1929年女儿古德龙诞生了，她是这对夫妻惟一的孩子。有资料充分说明，希姆莱尽管经常不在家，但他努力做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他的工作日历上几乎每天都有同女儿和妻子通电话的记录——即使是在他早就同情妇另外组建了一个家庭的时候。
我们应该认为，一个29岁的年轻人，刚刚成为人父，取得了一定的职业成就，会显示出开始成熟和相应的自信的迹象。但希姆莱给外人的总还是不稳重的印象。1929年春天，在从埃布菲尔德坐火车前往汉堡的6个小时的行程中，纳粹党汉堡党区负责人阿尔贝特·克莱布斯有机会进行了一次性格研究：“希姆莱这人没有一点叫人喜欢和吸引人的个性。”克莱布斯在战后回忆道，“这一点上他完全不同于希特勒和戈培尔，他们为了目的，完全会显得很可爱很迷人。而希姆莱显得特别粗暴和直率，拿军人和反资产阶级的观念炫耀，虽然他这么做也许只是为了掩饰一种天生的自信不足和笨拙。但那样倒反而让人容易忍受。在那次行程中，他成为一名几乎叫人难以忍受的同伴，那愚蠢的本质上空洞无物的废话真让人厌恶，他不停地和我讲这些废话。今天我想我还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从没有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那里以如此集中的形式听过这许多政治性废话。希姆莱的讲述是一种好战的自吹自擂、小资产阶级的酒馆闲聊和一个教派布道者的热情预言相结合的奇怪混合物。”这一混合物的核心没有变。不成熟，未经提炼，信手拈来——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充满妄想的房子仍然是一座倾斜得古怪的破屋。
为什么是他在“第三帝国”青云直上得最快呢？因为希特勒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让他们来掌权。这位纳粹党头目不需要讨厌和独立的人——像施特拉瑟尔兄弟那样的，而是要忠心服从、特别有效率和尽可能有依赖性的人。在这种要求下希姆莱恰好代表了极权主义的执行者的完美典型。1929年1月6日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党卫军国家领袖”。当年年底骷髅头部队的人数就翻了4倍——升到1000人。希姆莱为接受应征者制定了人种方针，从而让他的“党卫军”具有了一支所谓的精英部队的魅力。武士道、角斗士、武士阶层——这位新的党卫军头目不遗余力地想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应征者必须有“优秀的血统”；身高1。70米以上，符合一定的人种标准的范畴：“纯北欧血统”、“以北欧或法伦的为主”或“有少量的阿尔卑斯山的、迪纳拉种族或地中海的血统”。凡党卫军招兵办公室的测量员归为“主要是东方的或阿尔卑斯山出身的”混血人种或甚至归为“非欧洲出身的”混血人种，就没有机会。除非希姆莱本人因为其他原因决定接收，他要求将每位应征者的照片放一张在他的办公桌上。顺便说一下，由于身材矮小，他本人也会受到拒绝的。
希姆莱的妄想第19节：纳粹头子眼中的集中营
因此，党卫军历史的一开始就是一次“淘汰”。奥斯维辛平台上的残酷手续，当党卫军医生们将来到的犹太受害人分派去从事劳工或立即“特别处理” 时，这也是这个黑色骑士团早期的挑选手续的变态对应物。生物学上的淘汰是这一纳粹邪说的真正的、野蛮的基本原则。这也适用于党卫军成员的未婚妻。希姆莱于1931年12月31日颁布的订婚和结婚命令中，党卫军成员举行婚礼前必须由党卫军人种局对未婚妻进行生理检查。只有当恋人“健康、无遗传疾病和至少是同等人种”时，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才颁发结婚许可证。得到同意后这对党卫军配偶将继续受到监视。繁殖后代是义务。没有孩子的党卫军成员会被扣除部分军饷——一种隐形的生育奖。后来希姆莱甚至非常认真地计划，命令结婚5年而没有孩子的党卫军成员离婚。他要“培育人类”；他在演讲中不断强调，“将日耳曼人种”重新“培育得纯洁”。他向海军军官们解释说：“我给自己下了这个实用的任务，要通过对外表形象的挑选、通过不断加压、通过无情的、残酷的挑选和通过消灭弱者和无用者，培养一个新的日耳曼部落。”个人愿望、爱情、个人的幸福——人类尊严和文明的这些中心点——在此不起作用，被视为“多愁善感”或“颓废的”。希姆莱的妄想惟一的目的就是保持和改良“人种”。但是为什么却有数十万人服从这一落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呢？这最后只能用时代的非理性的渴望来解释。
观察者们觉得，这个黑色骑士团的上升既是悄无声息又是不可阻挡的。在党卫军部队1931年在部分柏林冲锋队反对纳粹领导层的暴动中表现忠诚之后，兴登堡授给他们荣誉之剑，上面刻着格言：“党卫军成员，你的荣誉叫忠诚。”这句话成了全体党卫军的誓言——成为导致滥用和毁灭的灾难性座右铭。希特勒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身着黑色制服的人对他有多重要。好长时间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位被罗姆嘲笑为“崇拜者”的缺少前线经历和革命者气息的党卫军头目。但面临的“运动”的严重危机将戏剧性地改变这一情况，希姆莱的老恩人和朋友罗姆本人，也和早期的另一名提携者格雷戈尔·施特拉瑟尔一样，同样沦为了这一观点骤变的受害者。1934年夏天，在剥夺冲锋队权力的过程中，党卫军冷酷和准确的屠杀行为让希姆莱上升为希特勒最重要的助手。这场褐衫的“圣巴托罗谬之夜”的真正赢家不是辛苦地促成打击罗姆的民兵的德国国防军，而是骷髅头成员。他们的屠杀得到了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将党卫军从冲锋队的管辖下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了党的独立机构。希姆莱正在成为帝国的第二把手。
1933年1月30日“纳粹上台”后，希姆莱同他的助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合作默契，巧妙地进入了新帝国的关键岗位。这两人从巴伐利亚开始，渐渐地掌握了帝国的所有行政权力。党卫军成员遍布警察部门和新建的集中营。专制权力的重要工具掌握在希姆莱手里。专横、暴力和威慑民众成了他的分内事。1936年这一过程暂时结束了。“党卫军国家领袖”在人事组合中成了所有德国警察的头目。尽管他继承了魏玛共和国常用的友好口号——“警察，你的朋友和帮助者”——但他的工作作风不同。“我根本不在乎我们的行动是否违背了某种条款。”他恰恰是在“德国司法学院”这样夸夸其谈道：“为了完成我们的任务，在为元首和人民的工作中，我基本上是在做我肯定能负责、符合健康的人类理智的事情。其他人抱怨触犯了法律，这完全无所谓。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是在为一种新的权利奠定基石——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利。”希姆莱在此婉转说的“健康的人类理智”只不过是残酷的恐怖统治。
谁倒霉，被他的机构盯住，就会跌进暴力的冥府。共产党员、犹太人、同性恋者、吉卜赛人在希姆莱的监狱和集中营中受到系统化的污辱、虐待和杀害。对似乎不符合所谓的统治人种标准的一切的盲目仇恨，早在该政权的“和平年代”里就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希姆莱亲自为集中营里的日常生活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声称旨在阻止工作人员的过度专横。但实际情形却是两回事。尽管有明确规定，虐待狂们仍有巨大的自由空间可供施展。国家司法部门不得追究集中营里的谋杀。有疑问时总是由这位“党卫军国家领袖”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看守人员的判决。没有一桩案子是希姆莱的集中营看守人员因残暴过度受罚的。他本人对待犯人的态度是多么地具有讽刺意味，这有许多次讲话可以佐证。如1938年，他在达豪这样欢迎一队新来的犯人：“你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是受保护性拘留人员。这就是说，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你们。”看守们的哄堂大笑打断了他的讲话。
希姆莱的妄想第20节：不成熟的思想草图
尽管任务在不断增加，希姆莱继续构建着他的不成熟思想的草图。1936年7月2日他让人导演了一出特别的戏。在奎德林堡大教堂里，这位黑色骑士团的最高首脑对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庄严时刻举行了纪念。头戴钢盔手持步枪的党卫军成员们默默地守卫着，“德国橡树的绿色花环”装饰着教堂地下室，烛光使这一幕笼罩在神秘的微光中。按考古发现物仿制的古日耳曼的柳尔号①奏出“崇高” 的曲调。这是在纪念德国的海因里希国王一世的1000年忌日。若按他的芬兰按摩师弗利克斯－克尔斯滕的说法，希姆莱自认为是这位中世纪统治者的复活，声称在梦中得到了他的建议。由于“历史原因”，这位萨克森家族的第一位罗马国王对党卫军头目起着关键作用。他以他的东部移民和想像中对帝国教会的反抗为“日耳曼的复活”指明了道路，这一复活终于在1000年之后发生了。这一庄严的时刻及其精心布置的仪式令在场的人无不受到影响。对仪式化宗教活动的需求在这古老的大教堂内找到了阀门。一位高级党卫军成员描写了在这“神圣的地方”表现出来的“信教的心灵”和“真正的德国式虔诚”。集体的激动蒙蔽了理智。我们可以认为，去过教堂参加活动数百次的希姆莱也沉浸在隆重的大弥撒的感情之中。他的夸夸其谈的致词符合这幅画面：“于是我们列队，根据不可更改的法律，作为北欧人的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人教派，作为对其宗族忠心耿耿的组织，踏上通向遥远未来的道路。”这是他讲话中典型的未来气氛，模糊不清楚，没有具体的目标说明。无论他是从原始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区的出土文物中让人复制了一个原始德国的高度发达的文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