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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序列和空间卫星等为主；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无论世界各地怎样互相炫耀各自拥有多少专利、条形码，但世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富裕的人们每天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需要电视、冰箱、汽车等生活设施，中国则占领着这一市场，自然，现在生产汽车已经不像19世纪那样利润丰厚，但总得有人生产，市场仍然庞大。美国聚集了资本和知识，中国聚集了工厂和廉价劳动力，二者虽然对比鲜明，却是共同支撑了这个世界，世界缺了谁都不行，台湾的一场地震就曾导致全世界市场内黄金的价格波动，美国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不知导致世界多少人一夜倾家荡产。中国庞大的世界工厂使数以亿计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得到生存，富有的美国政府却靠经常向中国借钱维持生计（中国和日本购买了大量美国债券），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着——台上互相吹捧、台下拳打脚踢，面对面文质彬彬地交易，转过身去互相借钱买武器。
这就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一切。对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利来与利往，也就是说你不再仅仅是和邻居做交易，你的交易伙伴可以是地球上任何一个人。当然，有利益交易就有利益矛盾，逻辑推理的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继续玩过去的政治与金钱游戏。
我们知道，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的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全球化多多少少对这一条约的实质和精神提出了挑战。现在，在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和全球化中，主权国家的概念和实质到底是秉承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以来的一贯原则还是另赋新词，无论对非洲草原上的原始部落还是日本的精英人士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因为无论美国怎样解释，都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切身利益。
如果说民族主权国家的出现是由于民族部落的国家化，那么现代的国家全球化则是一场主权国家社会化的革命。
现代国家概念是一种民族国家概念，其源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来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们不断对其条文进行解释，终于把国家从教皇那里解放出来，不再被任何一个神灵或是权威所支配。1648年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是王权取代神权主掌欧洲政治的标志，而国家的组成历来以民族为主体，自然形成现代的民族国家，这也就是“主权国家”。
全球化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包含的是整体，不会允许有遗漏。在冷战结束前的世界，主权国家还是一个名义上神圣的概念，之所以说它是名义上的，是因为在那时国家概念就已经贬值了，两大阵营的全面分裂实际上已经将许多国家的政治、防卫和经济权利交给一个共同的联盟领袖了。国家的主权实则是学者们所言的“实效主权”，自然，这也是国家利益和国际政治逼迫的。而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家主权的“革命”更加显而易见，美国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美国将领导一场全球范围的“革命”，即对国家主权的重新修订，因为这种主权已经变成美国利益全球化的障碍。
1492：全球化的开始（3）
《威斯特法利亚和约》至今已经350年了，这期间它关于民族国家的定义基本没有改变，也许只在细小的方面做过一些调整。这种情况显然是由于这350年中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那种民族国家各自为政、互相攻伐的基本国际社会状况没有改变，也就是国际社会的霍布斯无政府状况没有变化。这种状态直到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社会看起来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即美国梦想打破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政府的状态中。美国在1999年6月10日安理会上对科索沃民族国家重新进行解释的这一行为实际就是一次试探，即希望修改民族国家不可侵犯这一原则，以便为美国将来征服世界的行为提供法理依据。对科索沃的民族国家重新解释这显然是因为科索沃战争后，美国需要重新定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否则美国将无法突破国际社会关于民族国家不可侵犯的法理限制。
其实所谓的神圣国家主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神圣不可侵犯过，每当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的领袖们总会做出某种让步以尽量保全国家实质利益，有时不得不做出很大的妥协。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或可耻的，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场草原上的角逐。
当需要以联盟的手段保护彼此的时候，国家主权就必须将所有成员国的主权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这如同一个新的提洛同盟。因为全球化实际上相当于强大的波斯军队冲到每一个国家面前，他们必须互相联合起来才能对抗这种强大的冲击。与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不同的是，世界所有的国家不仅是波斯军队中的一员，同时也是雅典或是斯巴达中的一员。
各国的这种相依为命是迫不得已的，国家间经济的紧密联系迫使国家不得不降低民族边界和主权的神圣感，降低彼此间的边界门槛。如不久前非洲联盟的建立中，30多个国家领导人达成共识，彼此认可了一项权力，即可以以非洲联盟的名义进行越境干涉，防止非洲大陆间此起彼伏的战争、种族屠杀、各种政变、资源非法开采等；东南亚联盟则彼此间存在有计划地开放市场，并拥有定期协商的制度；当然，具有世界最高成就的地区合作典范就是欧盟，他们甚至已经达到制定共同宪法的水平，并且拥有欧洲议会这种常设机构。
大预言：从今天看未来（1）
● 新隆中对
一切都有一个假设作前提，就如同基督教的世界是以上帝的存在作为前提一样。我们要衡量和参与角逐的世界也必然是在一个假设的前提之下，那就是——在2049年，世界的格局将会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当然，这个假设成立是要有必要条件做支柱的，并且这个必要条件与虚幻的上帝不一样，它既是对历史的推理——未来的50～100年是完整历史系统中的一部分，只是今天的延续而已，也是对现代社会诸多社会决定因素的分析——每一个现实因素所共同的指向，即现代全球社会中的经济、国家政治、资源及能源供应状况、全球财富分配体系、地区矛盾、大国间及区域间合作程度等，虽然全球化中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种因素的集合社会，但只要其中起决定性的因素，对人类的幸福而言是正向的，而不是像二战前那样整个世界都充满阴谋诡计、战争气息，这就足够了。
今天的世界是处在美国与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的主导之下的世界，而几个大国却各怀心思，有的是抱有全球之志，有的是只负有地区野心，只是因实力的不同而抱有的目的不同而已。今天的世界似乎要和平得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础，同时今天的世界各国又处在核威慑的共同制衡之下，所以无论前苏联还是美国都不得不在冷战的状态下进行角逐，这是冷兵器时代与热核时代的区别，而不是国家竞争本质的区别。前苏联失败了，这与在战场上的失败没什么不同。它几乎失去了国界以外的所有势力范围；昔日敌人的坦克已经就在界碑的那一侧，咫尺之遥，可谓兵临城下；北约东扩与城下之盟有什么不同吗？都是不得不接受的巨大让步；俄罗斯今天的财富实际都不如韩国；国内的纷乱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寻求一位强有力人物来治理的地步。普京由此脱颖而出，来重整国家政权威信，这与失败后的国家需要强权稳定毫无二致。
可见无论是在冷战状态中的失败，还是在战场上的失败结果都是一致的。同样，无论是采取激烈的军事手段还是采取绅士般的经济谈判目的也都是一样的：击败他，利益归我。
未来仍然是一个矛盾的世界：美国在努力控制世界，希望重建“罗马帝国”；世界却在努力摆脱美国，美式快餐吃够了，该换换口味了。结果就是未来30年将决定谁会成为世界新的领舞者。
世界是否接受除美国以外的领舞者的关键有两个主要的决定因素：财富和文化。自然，穷国能影响世界，只是因为它在历史上曾铸就过文明，人们怀念它是因为怀念历史，与其说是对现代埃及的尊敬，不如直接说是对创造金字塔的文明的敬仰。富国影响世界则是由于财富的实力，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日本，无论是在世界还是在中国，我们在许多书店中都能看到占有不小书架面积的日本动画、卡通影碟等，那种情形来得相当迅猛，一时颇有美国文化被日本文化驱逐的感觉。那明显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日本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日本控制着强大的媒体。但日本毕竟是一个文化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文化的发展一时无法跟上经济的速度。所以，日本的卡通、漫画、电视、音乐等都普遍显得有些浅薄，至今也是这样，毕竟文化的积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控制媒体不等于就是控制了文化。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视日本的文化，因为它膨胀的速度很快。
中国实力的恢复在历史中而言，是一种文明核心势力的恢复而不简单地是一个大国的兴起。这与日本不同，伴随中国实力的恢复随之而来的还有强大的思想、文化、社会道德、法律等一系列文化方面的软实力，它的力量与财富的力量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其实对日本来说，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文化铺天盖地的盛况，也许是日本第一次品尝到文化优越感，但这种情形在中国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很容易想像，只要我们的实力达到和日本一样的水平，我们文化将会影响世界，中国人一向对自己的文明优势毫不怀疑。这是事实，在21世纪初的20～30年里，世界就应该能领略到这种来自中国文化的魅力，甚至可以说日本的那种文化影响只是中国文化影响的前奏，因为中国的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