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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
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
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
天晚上我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
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渐渐地我的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
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
时从E。G。，Mtlau 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
我便把我的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功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8 月23
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
里说到的“先生”）和他的同伴被烧死在美国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里的
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
① AllianceFranccaise：法文协会。
的人的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
亡》的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
第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的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
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
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的
著作来。我甚至熟读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1928 年）的夏季，是在玛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市里度过的。我
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适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
们都是我的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安静而和平。每天
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
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得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
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朗的上午，我挟了一本惠特曼的诗集在树林中散步归来，回
到学校里，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来的。
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
完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
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他的被传统观念束
缚着的心却永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
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第十三
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的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
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的爱情里的悲欢也
曾引起我的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的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
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
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
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
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的脑里却出现了小说中的境界。
一些人在我的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
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
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功
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
《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
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
我的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
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印出来给我的两个哥哥
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
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
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
作回国的准备了。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的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
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直到1928 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才
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小说被采用了。
那朋友违反了我的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的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
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
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年轻的生命浪费在白纸
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1929 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的工作又使
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诸位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
的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
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的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
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个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
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的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
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
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
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
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任》、
《不幸的人》、《亡命》、《爱的摧残》等九篇。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
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留
着我的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
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
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的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
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
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的
背影在一个旅馆的大门里消失的时候，我的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
着，我的心是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我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
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的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
命家的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
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塞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
想起了刚才分别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
的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
动得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的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
们的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
下面的巴黎，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的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
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为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为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
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开了巴黎，我就再没
有得到过她的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
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
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
她，我祝福她，我愿意把那小说献给她①。
翻过来就是1931 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
几乎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
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
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
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
好像我的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在一个空敞的
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
窗户，还有那张开始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
圆凳。这时候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
着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
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
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
的第一部），十万字的《新生》（《灭亡》的续篇），和中篇小说《雾》
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为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新的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
多的小说。
1932 年1 月上海的炮声响了。2 月5 日我带着短篇小说《海的梦》
的七页原稿从南京赶回上海，只来得及看见闸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