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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社工作。他相信做过鲁迅先生的同学又做过国民党福建省主席和台
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后来他得罪了报社的上级，丢了官，陈仪也不理
他了。他怀着满腹牢骚到台湾大学教几小时的课，他在给我的信中一则
说：“我也穷得厉害。”再则说：“这半年来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别
是精神方面的，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说了。”他还说：“我一时既不能
离开台北，只好到训练团去教点课。。”他又说：“训练团也混蛋，〔信〕
既不转给我，也不退还邮局，一直搁在那边。”50 年代初期连陈仪也因
为对蒋介石“不忠”在台北给枪毙了。后来我又听到黎烈文牵连在什么
要求民主的案件里被逮捕的流言。又过若干年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比较可
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但是我怎样给亡友摘去那顶沉重的“反动文人”的帽子、揩去溅在
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呢？
感谢那位远道来访的女士，她从海外寄来我需要的材料，过去在台
北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叙述和感想，只有短短的四
页。没有装饰、没有颂扬，似乎也没有假话，但是朴素的文字使我回想
起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人。我抄录几段话在下面：
“很少的几副挽联和有限的几只花圈、花篮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
和学生送的。”
“他躺在棺木中，蜡黄的面孔似乎没有经过化妆。。。只有少数要
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伤的台静农先生谈论黎先生的事迹。”
“黎先生就这样走了，平日里他埋头写作，不求闻达；死了以后仍
然是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
“。。晚报报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后，曾经有些机关派人前往黎
府送钱，但深知黎先生为人的黎太太怎样说也不接受。。。我觉得这正
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风范。”
我仿佛也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我仿佛看见他“冷冷静静地走上他
最后一段路程”。长时期的分离并不曾在我们之间划一道沟，一直到死
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他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
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吧，我起初是这样想的，但接着我
便想起来：30 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这样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吧：有
一段时期他丢开了写作，结果他得到了惩罚。但最后二十几年中他是忠
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从黎先生那里直接间接
获得很多东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溅、帽子乱
飞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那一笔算不清的糊涂帐就让它给扔到火里
去吧。在那种时候给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给戴
上帽子也不见得就是幸运。1957 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
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
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
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
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
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
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
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
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
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者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
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
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
取一分不属于自已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
竟是混淆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