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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并不新鲜，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到。没有两下“劈柴力”，一个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也不敢随便在待遇上跟国有企业比高低。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11节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
中国人的确是很聪明的，虽然中国的圣贤说不出“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这样伟大的醒世恒言，但中国人对人的认知能力是足够清醒的，所以才有“于无字处读书”的智慧提醒。
人们获取知识和取得进步的途径，确实不只有书本和学校，而且书本和学校往往都不是效果最好的途径。“社会大学”中的“现实课程”，往往比教室内的书本来得更加深刻和有效。马克思也曾说过，社会需求比办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技术进步。
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虽然时时为自己只有小学毕业的教育经历而感觉不安，并在出任经理后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和进修。但是让他得益最大、进步最快的，可能并不是这些“有字的学习”。现实工作中的麻烦和困难，也许才是让他进步最快的老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都走出了过去的单调，颜色、面料和式样都在不断地丰富起来。“干部装”虽然还是比别人多个兜兜，但更为神气的西装革履显然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泳装表演在争议中出现，而各种式样豪华的洋楼也从土地上冒起。1986年东阳三建所承建的一个工程要求铺设玻璃马赛克，这是一种新的建筑装饰材料，东阳子弟们以前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使用过。土八路碰见坦克车，自然是土法上马，按照过去老经验来做。可结果却是耗了工时又废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而毫无进展。那时候盖楼房是特别讲进度的，工钱尚可商量但进度却必须保证。无奈之下，楼忠福只好出高价钱到别的工程队请师傅了。
其实这次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跟另一个教训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也是在1986年，东阳三建承揽了国家兵器部富阳疗养院的工程。东阳三建是以“投标”的方式取得这项工程的，但是那时候中国建筑市场还不知道投标为何物。所谓的“投标”，只不过跟农村“标”一堆猪骨头一样，在信息极不详尽的情况下凭眼力和经验估价，如果双方觉得合适就成交罢了。这个工程坐落在浙江富阳县风景秀丽的千岛湖景区内，楼忠福本以为这次是拾到宝了。可是随着施工开始，各种信息逐渐清晰和具体之后，才发现以260万承包来的工程，实际造价竟然需要400万。140万的亏损放在何时何地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的中国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楼忠福和公司的同事都傻了眼，怎么办才好？是丢盔弃甲地逃跑呢，还是把问题摆出来争取对方的谅解和补偿呢？
然而，麻烦大了，有时候事情反而好办。楼忠福无奈之下，只好到北京找建设单位说明事由。对方也知道情况属实，虽然双方签有合同，但是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合同，而不考虑实际存在的问题，显然对双方都有麻烦。最后北京方面从实际出发，补充了一个协议，东阳三建继续抓紧施工，保证工程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当然对方也要确保三建不赔钱。一个天大的麻烦，一转眼就变成了柳暗花明★。
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同年发生在宁波的另一场麻烦，可就没有这么顺当了。东阳三建是在楼忠福出任经理后才开始进入宁波的，经过一年多的开拓，1986年基本站稳脚跟，业务也开展得不错。能成此局面，宁波施工队长李昌仁功不可没。这年他负责的一个工地，由于管理上存在众多漏洞，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资金就超过预算。可是李昌仁还没有觉察，这个情况是由公司会计发现的。根据会计的初步估计，整个工程可能要亏损50万左右。
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楼忠福立即从东阳总部派出“老建筑”杜洪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进驻宁波工地，一方面是核查账目，另一方面是保证工程继续顺利进行。
但是工地一线民工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判断，整个工程亏损这么大，哪还有钱发工资，就算发得起工资也很低，赶紧走人吧！所以工作组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卷起包裹一哄而散了。集体企业的灵活性，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负优势”。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农民兄弟，他们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有国家的大树可靠、有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保障，他们才刚刚成为脱离集体的“自由人”，风险自担、冷暖由己。
自由的和尚是可以跑的，但东阳三建的庙不能跑，楼忠福这个方丈更不能一走了之。工程还必须继续，进度还必须保证。这不仅是亏损多少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公司信誉、名声和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楼忠福和三建公司必须继续抓着。东阳工人不愿意干，就到温州、江西、安徽等地去找愿意干的人。为了稳定军心保证进度，楼忠福下令保证工人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干一天发一天的工资，干得快干得好的还有奖励。
最后，工程按时、合格完成，而整个工程亏损则是87万元。87万元正好是楼忠福1984年出任经理的时候，城关建筑公司的资产总值。这一仗自然是损失惨重了。
年来年去，冬去春来。1987年，还是在宁波，东阳三建的麻烦又来了。这年8月，《宁波日报》头版登出了一篇题为“黑手莫伸，伸必被捉”的新闻。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从题目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官员贪污的新闻。这标题本身就是一句20世纪50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所言说的对象就是开国第一贪污案的主犯刘青山和张子善。
宁波这个案子中，被抓的受贿官员是一个负责工程发包的老干部，而行贿者中就有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副队长。新闻公报之后不久，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展开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下令把那些“作风不正”的工程队驱逐出宁波建筑市场，其中东阳三建就是“被逐之客”。
“治理整顿”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政治名词，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行政手法。这种从革命运动的传统中演化过来的简单化的“一刀切”运动，常常被应用来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比较多的行业，而后果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宁波这次因贪污案而起的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就是简单化地采取“一刀切”的清退方式来治理建筑市场的不正之风。
尽管这种行政手法有诸多的不合理，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是不容一个外地乡镇企业质疑的，更何况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确实有行贿的“硬伤”。
宁波是东阳三建市场战略布局中的三大主战场之一，楼忠福十分明白被逐出宁波市场意味着什么。所以他赶紧向东阳县建工局汇报情况，希望通过体制内对话来化解这场危机，但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为所动。
楼忠福的脑子立即转到另外一个渠道上去了，他想到通过新闻舆论的力量来改变宁波建委的决定。因为这次清退行动的影响面是巨大的，不仅东阳三建，还有其他一批建筑工程队，一批工程项目的建设方的计划也被打乱了，而且这些都是宁波市的单位。
新闻记者了解到情况后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一连发了数篇报道和评论，分析和点评宁波建筑市场“治理整顿”措施的是非得失。这些文章一下子把一个独立的事件，提升为浙江省的一个宏观问题、一种改革开放中必须关注的现象，同时也把事件的“政治温度”迅速提升上去。
此时东阳县县长童德成觉察到了事态的进展，凭他在体制内历练多年的经验，他“嗅出”了新闻报道烧起来的“政治温度”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让东阳三建在言语上和新闻报道上赶紧“抽柴熄火”，否则“整锅饭就烧糊”了。
“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真像这段流行歌词所唱的那样，宁波的“波”还没过去，杭州那边的“潮”又侵袭了过来。1987年9月，东阳三建杭州第三施工队在送“试块”去杭州市建筑工程管理站检验的时候，被发现问题。所送的三块“试块”中，有一块居然是旧品。“试块”检验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的一个必要但并不困难的环节，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做好三块不同标号的混凝土样品，样品经过管理部门检验测试，如果合格，就可以按照样品标号开始施工，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做样品再检测。这个队长之所以图方便、敢以旧当新，是因为跟管理站内一个职员比较熟悉。熟人好办事的中国文化心理，超越了规则和程序的要求，所以这家伙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可没想到这次值班的不是熟人，而是别人，结果被逮个正着。
拿旧品充当新品送来检测，明摆着是弄虚作假、蔑视监督管理，这还得了？管理站人员发现问题后，上报杭州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局立即对东阳三建杭州工程队作出处罚：东阳三建在杭州施工面积减少一半。那时候，一个建筑公司能够在一个城市内接多少工程，不是公司自己说了算，还需要官方管理局的“批准”，否则公司能力再大也没有用。
处罚当然不单是减去一半施工面积，整个事件还要在行业内通报，这下子损失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加上了整个公司和楼忠福个人的声誉。楼忠福年初刚刚被评为首届浙江十佳经理，在体制内声誉正隆。现在这个十佳经理的公司居然在质量问题上弄虚作假、妄顾质量安全，这不是天大的讽刺吗？十佳经理还有何脸面见人？
清退问题还没解决，现在又飞来一个丢人的“试块”事件，前后夹击中的楼忠福，顿时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