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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小，但五脏俱全，在基层政府的小体制中，也算一个“具体而微的国企”。尽管小体制具有大体制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飞、要“扩展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体制的河道顺水行船，否则每时每刻都会有顶头的逆风。
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抵触情绪，更没有认识上的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往往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
如果将楼忠福对体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游刃有余的处理能力，从源头上梳理，则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1973年，郭懋阳当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为“吴宁镇”）书记。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中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想干敢干而又颇有魄力的干部。就任书记后，他就到各个乡村去蹲点，了解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情况。蹲点期间，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传统建筑业上的优势，结识了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发现了楼忠福这个与众不同的“拼命三郎”。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城关修建社就是郭懋阳当书记的时候，重新组建起来的公社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
蹲点时期的郭懋阳曾到过楼忠福家几次，也对他乐观开朗、聪明敏捷、不服输的个性有深刻印象。楼忠福对这个实事求是的“父母官”也格外有好感和信任，因此这个过去一直遭遇“体制”排斥的“黑五类家属”从郭懋阳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体制”的温情。他对郭懋阳格外感激和信任，跟郭懋阳的交往也从此开始。
郭懋阳在1977年升任东阳县委副书记，继续大力支持东阳农民建筑业和城关修建社的发展。1978年城关修建社更名为城关建筑社，楼忠福也在这年加入城关建筑社。1980年郭懋阳出任东阳县委书记，城关建筑社更名为城关建筑公司。1982年郭懋阳被调到东阳旁边的兰溪县任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抓乡镇工业发展。但郭懋阳是东阳人而不是兰溪本地人，所以尽管他有魄力、能做事情，但也因此触动了当地势力，施政上遭遇阻力、反对，甚至恐吓，情感上比较苦闷。此时的楼忠福已经是城关建筑公司的材料科科长，经常为了采购而到处走动，因而也时常顺便探访老前辈郭懋阳。
此时已经出任吴宁镇工业办主任的原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时不时探望在兰溪的老领导和老朋友郭懋阳，这样楼忠福跟这位现任“父母官”的关系也牢固起来。作为年轻人，楼忠福在感情上是很尊重和信任这两位领导和前辈的，所以很多心里话和想法都会跟他们说，向他们请教。而这两位“体制内”的干部，也颇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做事风风火火、扎扎实实，为人处事大方得体、敢拼敢搏、上进心强，是一块不错的料子★。
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展开，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郭懋阳得到浙江省领导赏识，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出任金华地区（金华1985年撤地设市，东阳县属金华）党委副书记，主管东阳。他再次大力鼓励东阳通过发挥传统优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和提高生活水平。东阳建筑业，特别是城关建筑公司——他亲手创办的集体企业，自然也格外赢得他的关注与支持。
1984年，城关建筑公司老经理陈福根任期届满，楼忠福作为公司材料科科长也在历练中成熟起来，毛遂自荐地表明要挑这副担子。郭懋阳虽然不直接管辖这个企业，但当时全国万象更新、一日千里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也确实让他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带头人，就算有风险也应该试试，所以他就向吴宁镇工业办主任杨文清等领导人大力举荐楼忠福。杨文清是郭懋阳的老朋友、老部下，对楼忠福的才干也熟悉、了解和赏识，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就作出决定，他还得考虑别的因素，也得考虑其他有决策权的镇领导的意见，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人选。
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局面下，楼忠福果断地“生米煮熟饭”，上演前面的“夜取帅印”和“三刀定军心”的场面。这种非常规的接班方式，虽然是楼忠福个人胆量和魄力的展示，但如果没有郭懋阳的举荐、支持和杨文清的默认，没有“体制力量”的承认和支持，即使他拿到了“帅印”，这个经理还是落得个“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尴尬。
出任经理职位后，楼忠福更加积极地适应和顺应体制的惯性，并主动依靠体制和融入体制，而并不是脱离体制发展。当然这些努力只是为企业赢得最好的生存条件，把阻碍前进的摩擦力减到最小的限度，而不是通过企业把自己化进体制之内★。
他在出任经理后立即着手完善公司党组织及工会建设，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楼忠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11月即加入中国集体建筑企业协会。1985年东阳三建还隆重举行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大会，邀请金华市、东阳县和吴宁镇的相关领导到场讲话。第一年承包经营的成功，加上楼忠福对体制的顺应、适应和融入，进一步赢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继卢宅工程队之后，城北工程队也在1986年并入东阳三建，东阳三建的“木筏舰队”也由两艘变为三艘。
1986年东阳三建党总支部成立，同年楼忠福被评为东阳建工系统先进工作者，1987年出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接着东阳三建公司党校成立。1987年开始，楼忠福开始依靠党委组织，采用录像、黑板报和学习班的形式来开展思想和业务教育，提升职工素质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同年，楼忠福因为东阳三建的业绩而被评为浙江省第一届“十佳”经理和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他在体制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在行业内名气日增。
当然，融入体制的过程，对于曾经满脚泥巴的楼忠福并不是一帆风顺。1987年他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其他的优秀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经理或者政府中的干部，惟独楼忠福是个“发于畎亩之中”的年轻乡镇企业经理。尽管楼忠福出任经理后非常努力地补课，并参加过一些大学进修班，但其他人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对他这个“体制外”的优秀共产党员也不服气。
而楼忠福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大雅之堂，当时也还不是很习惯，所以在表彰会上多少有点心理紧张。不过发言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楼忠福出身穷苦，文化程度低。作为东阳三建的经理，我个人也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我记得历史上有个刘邦，出身很低，本事也不大。他自己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但他却会用人，信任人，所以他打败了能力比他强的项羽。我楼忠福不敢比刘邦，但东阳三建却是人才济济，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也干得很出色。我这个经理没有成绩，东阳三建的成绩都是他们干出来的。”
这番说话未完，会场内掌声雷动，大家都对这个结实粗壮、只有小学学历的乡镇经理刮目相看。此后，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也不再认为楼忠福没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并顺利地把这些体制内的朋友“织入”自己事业的“合作秩序”当中。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梦想★。
楼忠福在承包经营期间，正是凭借这些主动适应体制和积极融入体制的举措，赢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东阳三建在上世纪80年代的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
第一部分 时间开始了第9节 浙江大象能跳舞
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方生未死、新旧共存、乍暖还寒的年代，新与旧的碰撞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存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雾，还在部分人的心头上暗结成情绪的冰雹。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悲剧最容易上演的时候，很多在体制的边沿上创新的改革实践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资姓社”的政治审判台。1987年发生在辽宁并轰动一时的所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就是这种例子的典型。其实关广梅只不过是承包了几家公司，并取得了让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掌握改革探索生杀大权的判官”——地方官员，他们意识观念的指向和实际行为的表现，在这历史骨节眼上就极为关键。中国的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不同地方后来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从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在表现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是中国各地政府官员头上“共同的雨伞”，大家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旋律和节拍�